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經過百余年的持續努力，考古工作者與其他研究者一起，在揭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長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哪些重大貢獻？對此，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認識。

　　作物馴化與農業的出現。在向文明進化的過程中，作物的馴化具有重要意義。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環遺址，湖南玉蟾岩遺址發現了水稻遺存，距今約1.2萬年﹔在浙江上山遺址發現了炭化稻米，距今1萬年左右。這些証據顯示，水稻的馴化以及稻作農業的耕作方式，至遲在1萬年前已經出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在稻作遺存之外，北方地區發現了早期粟栽培的証據，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栽培粟出自北京門頭溝的東胡林遺址﹔內蒙古興隆溝遺址也有同類粟作遺存，距今約8000年。同時，大豆的馴化與耕種也是早期農業的重要發現。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水稻的國家，水稻種植的傳播極大促進了不同地區農業的發展，使人們能夠得到穩定的食物來源，不僅養育了人類，而且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禮儀與禮制文明的形成。特定的禮器與禮制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志。新石器時代早期河南賈湖遺址証實，中國早在距今9000年時已有禮制活動。仰韶文化時期，開始出現禮器並形成相應禮制。龍山時期，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形成更成體系的禮制並使用成套的禮器。二裡頭文化時期，禮制發展更加完備，出現了“禮”“樂”的實物體現，禮制作為一種社會准則和行為規范，自此成為中國早期文明社會秩序的主要支柱。隨著農業的發展，釀酒開始出現。仰韶文化遺址發現了10余處距今約6000年的釀酒遺址，原料以黍為主，兼有薏苡、小麥族、稻米、栝樓根和山藥等。陝西石峁、山東堯王城等龍山文化遺址也出土了酒的殘留物。早期釀酒技術的應用多與禮制活動相關，酒禮器成為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看出，中華文明早期禮制的出現，對商周的德治思想及后來儒家的敬天法祖、仁禮並舉、忠孝節義等思想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禮制文明在穩定的禮器系統和完備的禮制建設中不斷發展，並不斷在世界范圍燃亮中國禮儀之光。

　　文字的創制。中國象形文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賈湖遺址的龜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開始探索文字的線索。河南洪山廟、閻村遺址出土大量故事類彩陶圖案，揭示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存在一個“文字畫”時代。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東丁公等遺址發現了龍山時代少量的文字資料。近年來，不少學者發現商晚期部分器物上的銘文字形與同時代青銅器上的銘文字形存在明顯差異，而是取象於二裡頭文化的禮器，表明它們的創制年代應該是在二裡頭時期，這為夏代已進入文字時代提供了重要佐証。從龍山時代、二裡頭文化到二裡崗文化，再到殷墟，勾勒出早期中國文字連貫有序的演進序列：夏代的文字在商朝早期延續下來，並在商朝后期得到發展，從而形成了中國象形文字傳統。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字，對亞洲國家的文字、歷史與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絲綢和粟作農業的發明與傳播。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絲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明，也是世界人民眼中古老東方文明的一個表征。在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斷發現仰韶文化時期的絲織品，這表明中國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開始育蠶制絲。同時，仰韶文化的絲綢工藝還傳播到周邊，甚至影響到長江下游等地區。這為我們重新審視中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粟黍農作最早馴化后，在仰韶文化時期迅速傳播至整個黃河流域。而后，在距今5000年左右，粟作農業向西傳播至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亞等地。與此同時，西亞起源的小麥、大麥經河西走廊傳播到黃河流域。西漸的粟黍作物和東傳的麥類作物對河西走廊及其鄰近地區人類生業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為史前時代東西方交流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無論是作物的馴化、禮制的定型、文字的創制，還是絲綢和粟作農業的發明與傳播，都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歷史脈絡以及史前文化交流與溝通的關鍵線索與代表物証。在這一過程中，村落漸為邦國，線條終成文字，祭祀催生禮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連綿不斷、兼收並蓄的特質和格局逐步確立，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基石就此筑牢。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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