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在三星堆博物館參觀。

本報記者 趙曉霞攝

“長江流域有哪些新的考古發現？四川地區在長江流域青銅文明與黃河流域青銅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日前，由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互動與交流視野下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學術研討會（中國考古學會第二十一次年會）在四川廣漢舉行，百余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聚集一堂，交流探討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中國早期青銅文明最新研究成果。

“長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呈現多元融合的文化景觀，是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的文化特征的重要詮釋。不斷深化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和周邊區域文明互動交流的考古學研究，對於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圖景和內在機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在本次會議的開幕式上致辭時說。

展示新的研究成果

陳星燦表示，長江流域擁有中國最為富集的銅礦資源。商王朝南下長江中游地區，將南方銅礦資源北運的同時，也帶來了發達的青銅冶鑄技術，這為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從而開啟了長江流域的青銅時代。長江流域先民在充分汲取中原青銅冶鑄技術和禮器制度的基礎上，結合自然環境與本地文化傳統，逐漸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為代表的相互借鑒又獨具特色的青銅文明體系。長江與黃河流域的青銅文明交相輝映、相互影響，共同建構了中國青銅時代絢麗輝煌的文化主體。

四川是長江上游重要的文明發源地，自古以來也是文化交流與互動的中心。“以廣漢三星堆遺址和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考古成果展現了古蜀文明的獨特性、創造性。特別是近年來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顯示出與中原地區、江漢平原地區文化的密切聯系，彰顯了四川地區在長江流域青銅文明與黃河流域青銅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陳星燦說。

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副站長許丹陽以《三星堆遺址真武宮玉石器作坊考古發現與階段性研究》為題介紹了三星堆遺址最新考古發現。

2022年至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故宮博物院對三星堆遺址真武宮地點再次進行考古發掘與勘探，明確該地點先秦時期遺存的年代從距今3900年左右延續至晚商殷墟二期，確認了商代中期的多座大中型建筑以及玉石器作坊相關遺存，對於認識三星堆遺址聚落結構、手工業生產技術體系等關鍵問題意義重大。

“階段性研究表明，本次發掘出土石器材質多樣，包括板岩、砂岩、凝灰岩、流紋岩、蛇紋岩等類別，與成都平原西北部龍門山地區的岩石種類基本吻合，推測三星堆石器主要的原料產地可能在龍門山。”許丹陽說。

2019年底以來，三星堆遺址的新發現不僅使三星堆持續成為熱點，而且引發了學界對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更多關注。“三星堆的新材料，使我們能夠建立起長江上游與長江中下游、與中原和其他區域的聯系，這將使中國青銅時代的文明圖景更加完整、更加立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施勁鬆說。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葉潤清介紹了近年來安徽省圍繞“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區夏商西周考古研究”三大課題開展的夏商周考古工作及其重要發現。

其中，夏代考古工作包括蚌埠禹會村龍山文化城址和大型禮儀性建筑及相關祭祀活動遺存的發現與早期夏文化的探索，斗雞台文化特別是肥西三官廟遺址夏商之際青銅器群的新發現與新認識，淮河流域多處包含有岳石文化遺存的遺址的發現，長江以南馬鞍山等地點將台文化遺存的發現，銅陵師姑墩遺址的考古發現與多學科綜合研究。商代考古工作包括中商時期淮河中游青銅文明中心阜南台家寺遺址的重要發現，皖西南的懷寧琚新屋遺址發現殷墟時期文化遺存，安徽長江以南湖熟文化遺存的發現及其與吳文化源流關系的進一步探討。周代淮夷方國、吳、越、楚、蔡等文化遺存，沿江地區銅礦開採與冶鑄遺存均有大量發現。

“相關發現與歷史文獻相互印証，凸顯了夏商周時期安徽江淮地區作為‘金道錫行’的重要資源、交通與文化走廊地位。”葉潤清說。

交流新認識新思考

“鄧家灣遺址出土了肖家屋脊文化時期的一件銅刀，經過檢測，銅含量為83.5%，是銅砷合金，它是目前長江流域發現最早的人工冶煉銅器﹔郭元咀遺址發掘揭露的鑄銅作坊遺存，保留了清晰、完整的青銅鑄造的証據鏈，對長江中游地區商代青銅的鑄造水平與工藝的研究有重要價值。其展現的豐富文化面貌對探討長江中游地區商文化發展演變、地方文化發展演變、地方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具有重要意義，是長江中游商代文化交流與互動研究的重要材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表示，“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項目開展以來，九裡崗、石家河、孫家崗、鄧家灣、八裡橋等考古項目取得的新收獲拓展了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的新視野。

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田野考古研究所所長田偉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現的與銅礦冶生產有關的夏商時期遺存。他認為，大致在商代早、中期之際，受中條山地區礦冶活動逐漸停滯等因素的影響，以商文化為主體的礦冶遺址在多地出現，並在商代中期興盛起來，成為商王朝重要的銅料來源地。

“商代晚期，商文化分布范圍縮減，幾個礦冶產地均成為其他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區，但商王朝對於金屬礦料資源的需求有增無減，說明王朝在晚期階段獲取礦料的方式發生了改變。”田偉說。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高成林關注的是湖南商州青銅器，他認為，湖南商周青銅器並不是一個整體，至少由3部分組成，即殷墟二期前后的青銅器、殷墟二期以后的“商代南方青銅器”和商末周初的青銅器。

“根據遺址發掘梳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湘江地區考古學文化變遷，長江（包括湘江）流域商周之際考古學文化的更替可能與中原商周更替的大歷史背景有密切關系，炭河裡文化的出現與興起可能與商周更替和周初分封有關。西周王朝建立后，實行分封，不僅確立了炭河裡文化在湘江流域的統治地位，而且可能還賞賜了一批戰利品和人員（包括一批鑄銅的手工業工匠）。隨著這批移民的到來，湖南早期越式青銅器興起。”高成林說。

關注未來研究方向

除此之外，安徽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愛冰、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方輝、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考古學與人類學系系主任楊益民對安徽沿江地區礦冶遺產構成及價值闡釋、古文字學和人骨病理學、湖北商周時期陶器有機殘留物分析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討論，為了解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早期中國青銅文明提供了科技考古的視角。

“本次研討會的議題，從長江流域到黃河流域，從青銅文明的史前基礎，到東周、秦漢時期的發展走向，內容豐富。”施勁鬆認為，研討會在呈現新認識的同時，還提出了很多有待繼續研究、具有開放性的問題。比如，考古遺產的價值如何揭示？長江流域文明興起的生業基礎是什麼？

他表示，研討表明，要認識一個區域或者一個流域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通過多種理論、方法，深入地研究各區域的各類考古材料，對區域的研究是關鍵。同時也需要研究其他區域的材料，研究相鄰的區域，探索文化的接觸、交流、傳播。即使是對於那些不直接相鄰的區域的考察，也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各地文化發展的共通或者獨特的軌跡。

施勁鬆說，在今后的研究中，還需要進一步開展多學科研究，同時繼續深入考察資源、技術、觀念、人口的互動，探尋文化交流的動因、方式與結果。除此之外，還應當開展環境、資源、技術、交通、族群、宗教信仰和社會面貌等方面的專題研究，從而突破區域界限，獲得更具整體性的認識。

延伸閱讀

在“互動與交流視野下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介紹了2023—2024年河南殷墟洹河北岸地區考古工作的重要進展，包括洹河北岸地區探出四橫兩縱的路溝以及溝渠，西北岡商王陵區東區新探180座陪葬墓，在西區發現疑似大墓兩座。中部偏南的大型祭祀坑發現象、聖水牛、鹿等動物。王陵區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庄南地寬達百米的沙土帶﹔武官東南地發現洹河古河道的北岸，武官西南地發現古洹河的南岸。“以上發現顯著推動了殷墟（大邑商）規劃與布局、商文化與商代社會的研究。”牛世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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