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的長篇小說《七步鎮》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定稿后，我和責編付如初女士有過一次談話。她問我接下來打算寫什麼，我說還不知道。她建議我寫寫敦煌。當時我覺得這是一個令人生畏的題目，雖然答應了，但信心不足。接下來我又寫了長篇小說《平安批》，同時也在有意無意醞釀著《敦煌》的寫作。

我首先買了若干本關於敦煌的書，小說有井上靖的《敦煌》、葉舟的《敦煌本紀》，另外還有一些史學、民族學等方面的書，如《敦煌民族史》《大唐西域記》等。閱讀的過程中，很快就敲定，不寫宋代，也不寫清末、民國，雖然這兩個時代的敦煌熱鬧有故事。我想寫唐代，想另辟蹊徑。原因之一是，敦煌的壁畫和造像，在數量上以唐代為最，在藝術性上唐代也走向了成熟。另一個原因是，我更願意寫一些小事端，讓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端在不經意中發展為大事件。事件的深處是人的內心天地，是氣氛，是聲音，是色彩，是可以氤氳和衍生開來的東西。所謂“風起於青蘋之末”。

這個盤子確定之后，我又買了一些有關唐代的書，如《李世民傳》《唐史十二講》《大唐帝國》《唐朝人的日常生活》等。通過閱讀，對唐朝的歷史大事和普通生活都有了較為充分的了解。我注意到李世民這個大人物身上暗藏的小人物的一面，但又不想在李世民身上花太多筆墨，這樣，就生出一個小人物——宮廷畫師祁希。祁希和李世民年紀相當，是個大才子，同時也是一個不入流的小官——令史。當魏徵這些人物在宮廷裡刮起直諫之風時，祁希這個可有可無的小人物就變得異常重要，李世民可以和他聊私心話，可以時不時向他吐吐槽。一高一低，這兩個人竟成了一對朋友。然后祁希去了敦煌，實際上等於半個李世民也去了。

全書的構思漸漸變得眉目清晰：宮廷畫師祁希到了敦煌，原本打算只是散散心，隨便看看就回去的，想不到持久待了下來。身為宮廷畫師的祁希有些技痒，開始替人畫像造像，那幾個最早請他做畫師的人物——慕容豆、令狐昌等人，就成了小說中的重要配角。他們來敦煌開窟，各有各的原因，非常私密也非常有意味。關於敦煌有很多解讀，但開窟的原因往往語焉不詳。我相信，這部小說有沒有創造性，就看我能不能寫好慕容豆和令狐昌這些開窟者。他們可能比祁希更重要更難寫。這些人物是暗流，把敦煌和世界聯系起來。敦煌的根深植於這些人物身上。

整個故事就以祁希為主線，以慕容豆和令狐昌為兩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敘事結構。我還給予慕容豆和令狐昌相對獨立的地位，除了是小說的主要縱線，也讓這兩個人物在橫向上向廣度發展。慕容豆是吐谷渾人，我對這個民族算是比較了解，也進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吐谷渾史》《吐谷渾資料輯錄》等。令狐昌的故事則延伸到天山西面的小孤城。為了解小孤城和撒馬爾罕，我又補充閱讀了一些資料，其中，《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一書對我幫助很大。

考慮到這是一部西域小說，敦煌壁畫中又有很多動物，所以小說中還特別加上了眾多動物的故事，羊、狼、馬、駱駝，這些動物的故事也是書中的一條縱線，始終在延續，和人的故事平行發展，有始有終。

總之，這部書的寫作攪動了我的全部記憶和經歷，考驗了我閱讀和使用資料的能力，終究還是憑借想象，讓這部長篇小說有了飛翔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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