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江畔，當河姆渡居民播種稻田、凌家灘先民琢玉成器時，世界其他地區的古老文明也在萌芽、生長。

公元前4000年左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裡斯河滋養著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在這裡，蘇美爾人以削尖的蘆葦稈為筆、泥板為紙，刻下記錄城邦管理智慧的神秘符號，楔形文字由此誕生。

尼羅河畔，古埃及人用雙手創造了工程奇跡。宏偉的金字塔拔地而起，庄嚴的獅身人面像靜靜矗立。

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摩亨佐·達羅等城市已規劃出網格狀街道，配備了排水系統，建起功能明確的公共糧倉，展現出高度的城市文明形態。

跨越山海，這些古老文明背后有共同的孕育者——河流。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今天，我們探尋長江的文明脈絡，就要將長江文明置於世界大河文明的譜系中，理解其世界坐標。各大河文明，不僅是各美其美的璀璨星點，更將通過交流互鑒，在聯通與融合中走向美美與共。

一道智慧的長河

“白鶴繞梁留勝跡，石魚出水兆豐年。”

在重慶市涪陵區，長江水中有一道長1600米、平均寬約15米的天然石梁，名為白鶴梁。石梁順江而臥，常年淹沒於水中，僅在冬春枯水季節露出水面。自唐朝廣德二年以來的1200多年間，人們據此判斷江水枯榮，並在梁上刻下了百余段水文記錄。

梁上刻有兩尾石魚，前雌后雄，雌魚口銜蓮花，雄魚口銜蓂草，宛若在水中游弋追逐。古代先民持續觀察發現，石魚露出水面的次年往往是豐收之年。

水是生命之源，人類文明大多發源於大河流域。為防范洪澇旱災並利用水資源服務生產生活，在埃及、古巴比倫和中國等地，人們從很早就開始觀測水文。中國先民通過石刻記錄觀測結果，傳之后世。其中，就以涪陵白鶴梁題刻最為璀璨奪目。

現代專家表示，白鶴梁石魚眼睛的高度，與當地水位零點非常接近，這與現代水文站使用的“水尺零點”原理不謀而合。

唐宋以來，白鶴梁“水枯石魚現，水漲碑林隱”的獨特景致，吸引了無數文人墨客前來觀覽題詠。梁上匯聚名家題刻，被譽為“水下碑林”。如今，三峽大壩蓄水175米后，白鶴梁沒入江底，但游客依然可以在白鶴梁水下博物館內，透過玻璃欣賞北宋書法家黃庭堅“元符庚辰涪翁來”的題刻風採，感受清代謝彬“中流砥柱”題刻之雄渾氣魄。

據考証，中國最早的水文觀測記錄是一則商代的甲骨文水災卜辭：“癸亥卜，爭貞，洹弗乍。□□卜，爭貞，洹其乍茲邑。”意思是癸亥這一天，一個叫“爭”的佔卜師進行佔卜問道：洹水會發生災害嗎？如果洹水發生災害，會危及我們現住的城池嗎？

東晉常璩所著《華陽國志·蜀志》中，還有關於石人水尺的記載：戰國時期水利家李冰修都江堰時，“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李冰所立石人，是中國最早見諸記載的水位測量標尺。

而今，水尺的智慧與白鶴梁水文石刻群這類寶貴文化遺產，跨越語言隔閡與地域界限，成為大河文明間相互交流的“共通語言”。

2025長江文明論壇期間，埃及本哈大學教授薩維·薩維·艾哈邁德介紹了一個與白鶴梁遙相呼應的水位測量儀：在埃及開羅羅達島上，有一口雕刻精美的井，人可以逐級而下，步入其中。井中矗立著一根9米多高的八角柱，這便是建於公元861年的“尼羅尺”。羅達島尼羅尺被分為19臂尺（1臂尺長度約為半米），可以測量約9.5米幅度內的水位變化。當尼羅河水不足12臂尺深時，意味著可能出現飢荒﹔超過18臂尺深時，人們則需防范洪災。

尼羅尺擁有垂直柱、河岸階梯、涵洞深井等多種形式。歷史上，尼羅尺不僅用於“預言”農業收成，還被直接用於稅收調節：水位高則豐年增稅，水位低則歉年減賦。這套機制，保障了古埃及農業生產秩序。

“作為監測水位的重要工具，尼羅尺與白鶴梁分別是古埃及與中國的智慧結晶，也蘊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這兩個例子充分說明了河流對文明建構的重要性。”艾哈邁德說。

河流不僅賦予生物生存的養料與智慧，更塑造了多元的人類文化和社會組織形態。

長江流域憑借縱橫交錯的水脈支流與廣闊腹地，孕育出獨特的集體協作文化。千百年來，即便局部地區面臨生態壓力，人們也總能通過長江流域內的資源調配實現系統性修復與平衡。歷史上，當巴蜀之地因戰亂導致農業凋敝時，江南豐產的稻米便可通過長江水道補給，展現出這條“黃金水道”的韌性與生命力。

在古埃及，尼羅河豐沛的物產為藝術繁榮提供了基礎。法老指揮修建的金字塔與神廟，不僅是文明高度的象征，更是社會組織能力的集中體現。這些巨石建筑承載的真與美，至今令人驚嘆。

“盡管長江與尼羅河相距遙遠，但兩條大河孕育的文明，在文化遺產與精神層面有深刻的共鳴。這種聯系，正是文明間對話、互鑒的基石。”艾哈邁德說。

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院（巴西）研究員諾拉·索菲亞·塞瓦略斯表示，亞馬孫河橫跨9國，滋養著400多個原住民族及其獨特的語言、傳統與知識體系。長江干流流經中國11個省區市，串聯起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亞馬孫與長江兩大流域雖遠隔重洋，卻展現出深刻的共通性。兩者均為沿岸人民提供生活依托，在經濟活動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孕育了許多神話傳說，塑造了人們對河流的深厚認知與情感聯結。足可見，兩條河流不僅是生物多樣性的寶庫，也是多元文明的搖籃。

英國利物浦大學考古學、古典學和埃及學學院教授馬格努斯·維德爾認為，縱觀全球，所有大河文明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命題：如何組織起復雜而有序的社會。“無論是良渚古城的萬人筑城、古埃及金字塔的萬眾施工，還是印度河流域嚴密的城市網絡，抑或美索不達米亞龐大的紡織業管理體系，都離不開背后高效的社會組織與資源調配能力。”維德爾說，“河流，正是激發這種社會組織復雜性的搖籃。改變世界的偉大創新，無不誕生於大河之畔。”

一曲合奏的交響

河流作為天然的通道，塑造著流域內開放、流動的基因。長江，自古便擁有通江達海的水系，成為連接四方的動脈。

歷史上，長江在揚州段通過裡運河與京杭大運河相連，實現了中國“江、河、湖、海”的貫通。今天，隨著南水北調、引漢濟渭、滇中引水、引江濟淮等引水工程的推進，長江已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水資源動脈。僅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已累計調水突破800億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達到1.85億人。

長江聯通水系，也串聯起許多商道，與世界其他大河文明形成了一段源遠流長、雙向奔赴的交流史。古蜀道、茶馬古道、巴蜀鹽道、萬裡茶道、大運河、萬裡瓷路及古棧道驛站，都曾與長江相連相通。通過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通道，長江流域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沿江出海，運向海外﹔南亞的甘蔗、中東的玻璃制造工藝等，則循著商道溯江而上，融入長江流域的經濟脈絡與社會生活。

“考古研究表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高度發達，其貿易與交通網絡涵蓋陸路與海路，不僅連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與中國存在商貿往來。例如，印度河流域文明與中國之間就有玉石等商品的流通。”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學考古學系主任穆罕默德·哈米德說。

經貿往來之外，思想與藝術的交融也深刻塑造了長江文明的面貌。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曾從長江口的劉家港出發，足跡遠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唐代高僧鑒真第六次東渡，經長江口附近海域出海，傳播盛唐文化。粟特、波斯等外來文化元素，經陸上絲綢之路傳入后南下，隨長江流域商貿活動傳播，逐漸融入長江流域的繪畫技法與音樂風格之中。

“古絲綢之路開通以來，埃及與中國之間便形成了持續而活躍的商貿與人文往來。這種雙向流動有效促進了兩大文明之間的深度對話與相互理解。”艾哈邁德說。

“水曾連接印度河流域與中國長江、黃河流域的商貿往來，見証了兩大文明早期的交融脈絡。如今，隨著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巴基斯坦和中國的機構與學者正迎來新的合作契機。希望在中國高校、研究機構的支持下，兩國能夠共同開展對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研究、記錄和發掘工作，攜手追溯雙邊關系的歷史根源，進一步加強巴中兩國源遠流長的文化紐帶。”哈米德說。

一條“開源”的活水

相隔萬裡，白鶴梁與尼羅尺實現了“握手”。當前，中國與埃及相關方面正著手准備，為白鶴梁題刻與羅達島尼羅尺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這是文明對話的見証，是兩個古老文明在當下的共鳴。”艾哈邁德說，“我們不僅在保護石頭與刻度，更是在守護一種共通的智慧——人類如何與水共生、如何以智慧造福社會。”

眼下，氣候變化、生態保護、水資源分配、文化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已成為大河文明共同面臨的挑戰。

長江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支撐。長江生態承載力的穩定性，是流域文明存續發展的根基。

中國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如今，長江防護林體系建設、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修復等工程扎實落地，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中國山水工程”入選聯合國首批“世界生態恢復旗艦項目”。這種“主動調適、系統治理”的理念，既源於長江文明的歷史經驗，也為世界大河文明的當代傳承提供了中國方案。

在這樣的治理成效下，水中景象愈發生機盎然。長江鱘悠然游弋，被譽為“微笑天使”的江豚逐浪戲水，成為長江生態保護的生動印証。

今年4月，中國與匈牙利有關方面，圍繞守護長江和多瑙河等母親河展開討論﹔6月，東南亞5國政府代表及專家齊聚江蘇南京，聚焦長江江豚與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共商保護方案。長江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理念和海納百川的包容性，為全球流域生態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

為喚起全球對水問題的關注，199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確定每年3月22日為“世界水日”。1996年，世界水理事會成立，同時決定每3年舉辦一次世界水論壇。近30年來，該論壇已經舉辦10屆，中國致力同世界各國一道，統籌解決全球水災害、水資源、水生態和水環境問題。

“亞馬孫河與長江文明共同傳遞了‘在多樣性中求和合共生’的智慧。”塞瓦略斯說，面對全球生態治理挑戰，兩地可聚焦森林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推動生物多樣性治理。同時，開展對可持續農業的聯合研究，在水資源管理等方面加強互學互鑒。她還表示，兩地可加強音樂、民俗等方面的文化交流，讓河流融入日常生活，“兩大河流文明有望共同守護活態遺產，讓河流繼續作為文化傳承的走廊”。

“我們要利用好尼羅河文明和長江文明之間的共同性，加強文化遺產方面的交流合作，加強埃中青年之間的溝通。”艾哈邁德說。

“印度河流域文明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目前研究仍不充分，其整體價值尚未被完全認知。期待未來能與中國及國際學界加強科研合作，像研究長江文明、尼羅河文明那樣，繼續深入挖掘印度河文明的歷史內涵與文化價值。”哈米德說。

從巴山蜀水到江南水鄉，長江造就了千年文脈﹔從黃金水道到文明橋梁，長江串聯起古今中外。這條母親河告訴我們：文明的繁榮源於交流，文明的生命力在於互鑒，長江文明與世界其他大河文明交相輝映，將共同為人類文明演進提供啟示。

記者手記

大河見“和合”

中文裡，有許多江海之喻、舟船之喻。在這些詩性的譬喻中，江河橫馳縱貫，奔流入海，與世界聯通激蕩﹔而人們一同乘舟水上，搖櫓而行，逸興遄飛。

同舟共濟、同球共濟的開放胸懷，就藏在這些亙古亙今的語言和思維裡。近年來的外交“會客場”中，外國朋友對中國之喻的共鳴、共識越來越多。這幾天，我們在長江上與外國專家同坐一船，順流而下，也有很多交心時刻——

來自厄瓜多爾的諾拉·索菲亞·塞瓦略斯，是研究亞馬孫河流域文明的專家。她告訴我們此行想完成兩件事：一是看看長江水，二是請喝長江水的人多了解一點亞馬孫河。為此，她專門准備了厚厚一沓講稿，內容涵蓋她對亞馬孫河土著人族群、生態建設等方向的研究。

“講稿請務必多多分享，亞馬孫河文明的一手田野調查非常寶貴。”我們說。

“真的嗎？太好了，謝謝你們感興趣。”塞瓦略斯說，“我是個微信新手，不過我們可以加個好友，保持聯系。”

長江邊，分別前，埃及教授薩維·薩維·艾哈邁德分享了他的感受：中埃之間圍繞“水”的淵源開展對話，很有意義。行走中國大地對其個人學術研究也大有助益。回埃及后，他會多多講述中國的故事。“再有看長江的機會，我一定還來。”

長江、黃河，千百年來奔涌不息。寬闊江河不僅滋養了華夏大地，也在潛移默化中涵養著中國人視野開放的共同體意識。而在與外國友人的交流中，我們發現，大河蘊含的“和合”，也與更多文明共通。

高山流水，大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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