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創作，所有人閱讀，是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的生動圖景。它証明了大眾寫作不是文學的邊角料，而是文學生態的基本土壤

這幾年，我和一群好友創辦寫作平台、推出雜志書、拍攝素人寫作紀錄片，有兩個重要追求，一是還嚴肅寫作以尊嚴，二是讓非專業的寫作者敢於表達。2025年夏天，我為雜志書試刊號寫了一句推廣語：“所有人創作，所有人閱讀。”

什麼是“所有人”？它不是指統計學意義上的“每一個人”，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判斷——這個時代，人們在表達和閱讀上越來越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所有人”是一種立場：站在普通人這一側，站在尚未被命名、尚未被書寫的經驗、認知、情感這一側。

“所有人”也是對時代變化的命名。首先是表達工具的下沉。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寫作意味著專業訓練、發表門檻和稀缺機會，而今天，手機、平台和AI工具讓寫作不再是一項被壟斷的技能。其次是發表渠道的社會化與平台化。發表不再依賴期刊、出版社或少數機構，人們可以在更開放的空間裡直接面對讀者。再次是閱讀方式的變化。今天的閱讀往往是碎片化的，但同時也是高頻的，人們讀得更快、更雜，卻並非不認真。閱讀從一種儀式，變成了生活中頻繁發生的日常行為。

為什麼要把創作與閱讀捆綁在一起？因為寫作一旦缺失被閱讀、被理解、被回應的過程，它就不能確認自己是否被聽見，進而不能被修正、被深化，不能進入公共視野，最終只能不斷疊加，而不能沉澱。當下文藝現場，比“誰能寫”“誰寫得多”更值得關切的，是這些創作是否還能被認真閱讀、理解和討論？失去了閱讀的回應，創作會迅速枯竭。反之亦然，如果隻有閱讀，而沒有回饋到創作，閱讀會退化為消費，文藝會退化為單向供給，公共文化則無法自我更新。

所有人創作，所有人閱讀，是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的生動圖景。一方面，應該看到，大量普通人的寫作帶來了新的經驗、情感和視角，讓文藝重新接近生活﹔另一方面，寫作的普及，並不自動等於文藝的提升。重要的在於，這種寫作能否改變文藝的生產方式，在一種更開放的共創中，實現經驗分享、思想交流和價值共鳴。新大眾文藝不是取消標准，而是重新建立標准﹔不是拒絕專業，而是讓專業在更廣闊的公共空間中，發揮引導和參照的作用。

蓬勃涌現的大眾寫作、素人寫作，使得文學生態正在發生積極變化，但其中也有一些趨向需要認真討論。

如，表達過剩而對話不足。今天，問世的作品越來越多，但被真正認真閱讀和討論的沒有隨之增多。當表達的速度遠遠快於理解的速度，寫作很容易成為一種單向輸出。作品在不斷生成，卻缺乏回應﹔聲音在不斷疊加，卻難以形成對話。特別是在社群與圈層日益細分的環境中，寫作往往隻在“熟人”或“同好”之間流通，局限於各自的回音室，失去了更廣闊的公共討論空間。不同立場之間缺乏傾聽，不同經驗之間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藝作為公共對話機制的功能。當寫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難承擔起超越個體經驗的意義。

再如，算法化的審美收編。在以數據為導向的環境中，表達很容易被算法塑形。點擊率、完讀率、轉發量，逐漸成為影響創作的重要變量。久而久之，題材趨同，敘事模式重復，情緒被模板化，表達的邊界也悄然收窄。這並不意味著創作者缺乏誠意，而是當某種表達方式被不斷驗証為“有效”，其他可能性就會被系統性地壓縮。文藝因此面臨一個悖論：表達的數量在增加，表達的多樣性卻在減少。

當然，從我在寫作實踐中獲得的感知來看，“所有人創作，所有人閱讀”的積極意義遠遠大過問題。它証明了大眾寫作不是文學的邊角料，而是文學生態的基本土壤。在大眾寫作的熱潮中，專業寫作不會消失，其存在將變成“更高密度的參照系”。

文學究竟有什麼用？這幾乎是所有時代都會重問的問題。

2025年夏天，我們去往廣東東莞，和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寫作者座談，后續接連推出“尋找素人寫作者”紀錄片，為的就是把文學從書桌上重新拉回人間。在東莞，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能，一種從勞動、碎石、煙火裡長出的文學。白天開服裝店、晚上到燒烤攤打工的溫雄珍說，寫詩並不是“我要變成詩人然后出名”，而是“我必須記錄，因為不記錄，我會被這一天徹底吞掉”。送煤氣罐的詩人唐春元說：“我與詩歌的關系，就像燃氣與火焰的關系。”

越來越多的人寫作，並不是為了成名、發表或進入某個體系，而是為了記錄自身的經驗，與他人建立連接，確認“我在這裡，我經歷過”。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之外，文學給了他們被聆聽、被理解的機會。那些自發的、普通的、完全沒有版稅合同的寫作，是他們與世界達成和解的方式。

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都經得起捶打，也配得上光芒。在這個意義上，大眾寫作與素人寫作回答的不是文學命題，而是哲學命題：“我們為什麼要過此一生？”不是因為他們有答案，而是因為他們讓這個問題重新有了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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