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參觀展覽。

新華社記者 連 振攝

漢代《甲渠候官以郵行》簡。

本報記者 張 棖攝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唐代詩人王維的《使至塞上》，生動描繪了居延邊塞景象，讓居延這一地名鐫刻在中國人的文化記憶中。

居延遺址群分布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和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境內，包括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府、肩水都尉府所轄烽燧亭障和天田塞牆等遺址。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居延遺址發現1萬余枚漢簡，轟動海內外。居延漢簡與殷墟甲骨、敦煌遺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並稱為“20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20世紀70年代以來，居延遺址又出土數萬枚漢簡，按發掘時間分別被稱為“居延新簡”和“額濟納漢簡”。

日前，“‘簡’讀居延——居延遺址出土漢簡專題展”在內蒙古博物院開展。此次展覽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甘肅省文物局指導，阿拉善盟委宣傳部、阿拉善盟文化旅游廣電局主辦，內蒙古博物院、阿拉善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共同承辦，甄選展品400件（套），包含居延遺址出土的漢簡、器物、文書等。

“展覽以居延漢簡為載體，系統梳理居延遺址從新石器時代至元明清的歷史脈絡，勾勒出西北邊疆多民族交融共生、中央政權有效治理、中華文明賡續發展的壯闊圖景。”阿拉善盟副盟長劉德翠介紹。

“居延漢簡是西漢武帝至西晉時期的簡牘，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填補了漢代邊塞社會的史書闕略。”阿拉善博物館館長趙遠說。

《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木簡，講述了東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來自中原的寇恩與當地甲渠候官粟君的一樁民事案件。寇恩以趕牛車拉貨為生，受粟君雇佣運送貨物，因報酬核算產生爭議。案件審理中，居延縣廷嚴格遵循漢律，經縣廷—都鄉—嗇夫三級復核，最終判定粟君“政不直”，寇恩無需擔責。此案印証了漢代法律已深入邊疆地區，成為維系社會秩序的共同准則。

“居延地區作為沙漠綠洲絲綢之路與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連接點，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在此交匯碰撞。寇恩遠赴邊塞謀生，粟君與民間的雇佣交易，是漢代多民族、跨區域經濟共生的縮影。”阿拉善盟居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裴海霞說。

《請麹求葵記》是一封書信，主要內容為某人寫信求一二斗酒曲（麹）和葵菜。“這封信記載了漢代河西邊塞種植的蔬菜‘葵’和釀酒的酒曲，為我們了解漢代河西吏卒日常飲食結構、釀酒工藝等提供了珍貴史料。”趙遠說。

《甲渠候官以郵行》與《“不中程”處罰》簡並列展示，反映了漢代郵亭傳遞文書的制度。“以郵行”一般為傳送距離較遠的重要文書，多以驛馬、傳馬傳遞。若文書未能在規定時段內送達，會被官府評定為“不中程”或“留遲”，受到相應的處罰。

《倉頡篇》習字簡吸引了記者注意。《倉頡篇》作為漢代童蒙讀物，是習字讀書的基礎教材。“漢代重視對官員才與德的考察，能書寫5000字以上的人方可為‘史’。基層官吏為了升遷考核，提高公文寫作水平，會在廢棄簡或空白簡上練字，所以居延一帶出土了很多以《倉頡篇》為主的習字簡。”趙遠介紹。

“這些寫滿墨痕的簡牘，上至軍政舉措，下至民生細節，從官吏俸祿發放到戍卒家書往來，從屯田耕作記錄到日常事務條例，全方位再現了2000年前的邊塞社會風貌，為我們探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根脈提供了重要實物佐証。”裴海霞說。

展覽兼顧書法藝術與書冊制度雙重維度，帶領觀眾觸摸漢字書寫的千年脈絡。在“簡牘書法演變”展區，對比篆、隸、草、行諸體“馬”“冊”字的不同寫法，展現漢字的演進軌跡﹔以“韋編三絕”“刀筆吏”等圖像與實物組合，講述簡冊制度對中國古代書籍形制的深遠影響。

據悉，展覽將展出至3月15日。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