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喪失已被聯合國列為全球三大環境危機之一，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議題。人類究竟有沒有能力扭轉這場危機？中國正在用自己的實踐鋪就一條探索之路。

這條路，為諸多物種帶來命運的轉機。

曾被宣告“野外滅絕”的長江鱘，去年在赤水河首次實現人工投放親魚的野外自然繁殖。科研人員難掩激動：“這個結果遠超預期。”時隔85年，曾疑似野外滅絕、僅分布於滇東南的珍稀植物周氏碎米薺，在雲南文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被重新發現並得到就地保護。大花石蝴蝶，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近年來，中國科學家在實驗室培育出了一大批大花石蝴蝶幼苗，並移栽到該物種的原生境——雲南蒙自。今年初夏，江蘇鹽城濕地珍禽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迎來歷史性突破，首隻在濱海鹽沼生境中自然孵化的朱鹮雛鳥順利破殼誕生。這是我國東部沿海首次成功實現朱鹮野外自然繁育，標志著這一國家一級保護瀕危物種，在鹽城歷史原生分布區完成了從區域性絕跡到種群逐步恢復的關鍵性跨越。

一個又一個物種的回歸，絕非偶然，得益於一整套系統性制度設計。

2011年，中國首次提出“生態紅線”概念，2022年全面完成全國陸海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建立健全生態保護紅線管理制度，優先將生態功能極重要區域、生態極敏感脆弱區域等區域劃入生態保護紅線，實行嚴格保護。截至目前，中國共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總面積約319萬平方公裡，守住自然生態安全的邊界，夯實國家生態安全的根基。

目前，中國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已經覆蓋18%的國土面積，各類自然保護地的總數已經超過了1萬處，超90%的陸地生態系統類型和74%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群得到有效保護，部分珍稀瀕危物種野外種群逐步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園法》於今年初正式施行，標志著中國歷經十年試點探索的國家公園事業，進入法治化、規范化的新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經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法典化、體系化的新階段。

觀察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路徑，一個突出特征在於其系統性——不局限於個別物種搶救，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治理，而是對整個生態系統加以修復和保護。生態保護紅線劃定的是不可逾越的邊界，自然保護地體系確立的是整體保護的空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園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等提供的是法治保障。不少物種的回歸與新增，正是這些制度、法規落實的體現。

這條路的意義不限於中國。放眼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還面臨著棲息地破碎化、資金短缺、保護與發展之間如何協調等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的實踐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參照。

作為主席國，中國成功舉辦《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推動達成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擘畫新藍圖。2021年，中國宣布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自2024年5月正式啟動以來，基金已全面投入運作，並取得了多項關鍵成果，為全球共同行動注入了新動力。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評價稱，中國為環境保護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了關鍵的領導作用。

當然，這條路依然漫長。部分物種棲息地破碎化問題尚未根本解決，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的壓力依然存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治理仍面臨諸多挑戰。但中國的實踐証明，只要方向正確、制度有力、行動持久，生態向好、物種回歸的趨勢就不會改變。

這條路，是一條生命之路，通向萬千生靈的美好明天，也通向人類共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