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甘肅天水市東南，西秦嶺林海深處，麥積山孤峰突起。

遠望崖壁，窟龕密如蜂房﹔近觀窟龕，泥塑秀麗生動。有著1600多年歷史的麥積山石窟，與甘肅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

習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賀詞中指出，“麥積山石窟‘東方微笑’跨越千年”。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天水考察時，來到麥積山石窟。總書記強調，我國四大石窟是中華文明的瑰寶，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他希望文物工作者賡續“莫高精神”，潛心為國護寶，為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作出更大貢獻。

集建筑、雕塑、壁畫、書法等藝術於一體，我國現存以四大石窟為代表的石窟寺近6000處，分布廣、規模大、體系完整。石窟寺大多暴露於野外，對氣候、環境等變化較為敏感。歷經歲月滄桑，石窟寺結構失穩、岩體風化、裂隙滲水等病害多發，加強保護刻不容緩。

新時代以來，國家發展文物保護事業，貫徹落實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工作要求。《關於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指導意見》《“十四五”石窟寺保護利用專項規劃》等文件近年來相繼出台，我國石窟寺本體保護修繕、載體加固與環境治理、數字化保存與監測等方面的探索實踐卓有成效，融“價值闡釋—監測預警—環境控制—災害治理—保護修復”於一體的石窟寺綜合保護理念成為共識，石窟寺保護利用水平顯著提升，重要石窟寺重大險情基本消除。

近日，記者走進四大石窟，傾聽文物工作者潛心為國護寶的生動故事，領悟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中國智慧。

探微觀、“治未病”

技術手段不斷精進，匠心堅守始終如一

夜色漸濃，李天曉才走出實驗室。他是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的一名90后研究人員。

冬天的敦煌，風硬天寒，李天曉將棉衣拉鏈拉到頂。一抬頭，月如玉盤，四周的雲彩在月光映射下，影影綽綽，仿佛顯微鏡下一團微生物。

主攻文物微生物病害防治的李天曉，一入職就給自己定了規矩——天黑再下班。

“功夫下不到，成果出不來。”李天曉常用老前輩、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原副所長李雲鶴的故事激勵自己。

李雲鶴1956年參加工作，60多年來，修復了4000多平方米壁畫、500多身彩塑。20世紀60年代，莫高窟第161窟整窟壁畫起甲，一旦空氣快速流動，壁畫便如雪片般脫落，修復任務落到李雲鶴肩上。

窟內昏暗，他就在地上鋪滿白紙，反射窟外陽光﹔沒有設備，他就用火爐和鍋加熱，觀察修復材料性能。用什麼工具除塵破壞最小，用什麼材料粘連強度最大，用什麼方式按壓留痕最少，李雲鶴一一摸索，總結完善修復技藝。他每天修復0.1平方米，整整用了兩年，最終將第161窟修復完成。對此，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評價：“不是‘煥然一新’，而是‘起死回生’。”

文物“起死回生”，離不開技術創新。從當年的物理修復，到如今的生物修復，技術的“變”，換來文物的“不變”。

“過去，石窟寺壁畫變黑，科研人員多認為是光照、濕度、酸鹼性等環境因素變化所致。隨著研究深入，我們發現微生物也是‘搗蛋鬼’。”李天曉說，莫高窟地處沙漠腹地，環境惡劣，但並非微生物的“生存禁地”。

“我們利用傳統中藥研發出抗菌材料，通過熏蒸防治微生物，避免涂、刷等防治手段對文物造成潛在破壞。”提起自己的工作，李天曉頗為自豪。

微生物不是隻會“添亂”，合理利用，也能化身幫手。

2024年10月，雲岡研究院引入微生物礦化加固技術修復文物，目前已取得室內試驗成功。“窟內文物出現表層粉化等問題，傳統的無機修復材料存在加固強度較低、易老化變色等不足。”雲岡研究院文物保護實驗室負責人喬尚孝說，借助微生物礦化加固技術，即通過微生物生長繁殖和代謝活動，誘導礦物質沉澱，粉化砂體便可“長”成堅硬岩體。

石窟含萬象，壁畫映千秋。壁畫的神韻和藝術價值，與色彩息息相關，但色彩最易受損。龍門石窟賓陽中洞藻井的彩繪脫落嚴重，已斑駁難辨。顏料是什麼？色彩怎樣分布？技術賦能，助力研究人員復原千年前的絢麗色彩。

“我們利用X射線熒光儀等，對藻井不同位置的脫落顏料殘渣取樣分析、鑒別成分。”龍門石窟研究院石窟保護研究與遺產檢測中心副主任馬朝龍介紹，借助科技手段，最終還原了建造之初的裝彩工藝，成功為藻井“上妝”。

麥積山石窟素有“東方雕塑陳列館”的美譽，泥塑緣何歷經千年不朽？奧秘就藏在其內部。過去囿於技術，隻能對破損的文物進行研究。現在，採用內窺鏡探查等多種手段，可為塑像做“彩超”。

“內部結構看得清清楚楚。”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副所長張銘說，塑像時，工匠用木材作骨架，同時使用了鐵條。這些鐵條更易塑形，且不易損壞，保存更長久，“科技賦予我們‘透視’的眼睛，讓我們得以與古代工匠隔空‘對話’。”

如今，文物保護進入新階段，要從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轉變，就必須搞清文物劣化的深層機理。

深居瀚海的莫高窟，自然條件復雜多變，給保護工作帶來諸多挑戰。2020年，我國文物保護領域首個多場耦合環境模擬實驗室在敦煌研究院建成運營。從零下30攝氏度到零上60攝氏度的溫度，從10%到90%的相對濕度，再到一年四季風、雨、雪、日照等各種氣候條件的模擬……實驗室中，多種環境都可人為定義。

“以干旱環境土遺址為例，模擬一個年周期僅需一個多月。”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張博表示，這意味著，在實驗室就能“預知”文物病害發育走向，對文物病害機理研究、預防性保護和保護工藝研發等有重要作用，實現“治未病”。

留真顏、復原貌

以“數”為媒，再現傳承千年的文化瑰寶

過去10余年，安慧莉說她隻干了一件事——為莫高窟“拍照”。

作為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安慧莉說的“拍照”，不是簡單地按快門，而是將壁畫、塑像等文物數字化，即通過高精度攝影攝像技術，生成數字圖像，為文物建立數字孿生世界。這項工作，聽著科技感滿滿，實則枯燥辛苦。

“洞窟陰冷，夏天也要穿棉襖。”安慧莉說，窟內本就狹窄，進窟后，組裝儀器、鋪設軌道，人穿得臃腫，既得保証拍攝精度，又得避免傷害文物，在方寸間騰挪，要十分專注和小心。採集數字化信息，還不能長時間影響游客參觀。為趕工期，大伙兒總在前一晚就把次日的午飯准備好，工作間隙，席地而坐扒兩口。飯菜涼透了，大家互開玩笑，說吃的是“冰鎮大餐”。

工作環境艱苦，要求也高。實現數字化有“三難”：整窟數據獲取難、全面數據處理難、超大數據可視化難。

以雲岡石窟第13窟為例，其主造像高達13.5米，主窟加上37個附屬洞窟，共有各類造像近3000個。雲岡研究院與國內頂尖測繪團隊合作，全站儀、大型掃描儀、數碼相機等齊上陣，克服算力與算法考驗，最終得到精度優於0.5毫米、數據量達500GB的超高精度整窟三維模型。

“這麼高的精度有必要嗎？”記者問。

“還不夠！”雲岡研究院數字化保護中心主任寧波打開手機相冊，展示了兩張第33窟脅侍菩薩及弟子像的照片，一張攝於20世紀30年代，一張攝於2007年。兩相比較發現，幾十年間，一些原本清晰的造像細節已風化模糊。“再過100年，雲岡石窟會是什麼樣？如果不追求精度，對照圖片進行研究或修復時，石窟就會失真。”寧波說。

“採集的照片都是局部，完整的壁畫和塑像圖片靠拼接。”安慧莉告訴記者，拼接完全是人工操作，誤差須控制在1毫米內，就連人物的發絲，也要“無縫對接”。每天盯著屏幕，一點點修正，看得眼睛生疼、頸椎僵硬。早些年，她偶爾會覺得工作高度重復，沒有成就感。

直到2014年，活化利用敦煌文物數字資源的《夢幻佛宮》大型球幕電影上線，震撼了包括她在內的很多人。置身影廳，宛若游於洞窟，每一尊塑像、每一幅壁畫，就連人物唇角笑意的深淺，都分毫不差。看著熟悉的洞窟在眼前“復原”，安慧莉有種說不出的激動，“這部20分鐘的電影對莫高窟7個經典洞窟進行了全方位展示。我們的努力，就是觀眾眼中的敦煌。”

“數字化工作之初，一年隻能拍2到3個洞窟。”安慧莉說，隨著技術成熟，現在一年可以拍20多個洞窟，拼接10多萬張圖片。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數字化保護團隊已完成莫高窟295個洞窟的壁畫數字化採集、186個洞窟的圖像拼接處理﹔完成7處大遺址、45身彩塑的三維重建，以及212個洞窟空間結構的三維激光掃描。

數字化不僅讓文物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成為可能，還推動了流散海外文物的數字化回歸。

《文昭皇后禮佛圖》是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東壁上的浮雕，創作於北魏年間﹔后被盜鑿破壞，一部分流散海外，一部分幾經輾轉，現由龍門石窟研究院收藏。龍門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與文獻資料中心工作人員張國鋒介紹，研究院相繼採集了賓陽中洞浮雕殘壁、院藏禮佛圖碎塊和現藏海外博物館浮雕碎塊的三維數據，再對照歷史照片，通過計算機精准拼接，實現數據重聚和造型還原。

千余年前，古人開窟造像。千余年后，今人以“數”為媒，再現傳承千年的文化瑰寶。

綜合治、統一管

文化遺產的整體性、系統性保護水平持續提升

解決文物病害，起初是1個窟檐修建工程，經過全面勘察，又多了8項附加工程。

這事發生在五華洞。雲岡石窟第9窟至第13窟，因造像、壁畫雍容華貴、雕飾綺麗，被譽為“五華洞”。洞前的窟檐建筑，歷史上毀於兵災，洞窟崖壁造像常年遭風雨侵蝕。

“窟檐是洞窟前依岩建造的外檐，可保護窟內壁畫塑像等免遭風吹雨打、陽光暴晒。”雲岡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與監測中心副主任閆宏彬說，為配合五華洞窟檐修建工程，雲岡研究院（彼時名為“雲岡石窟研究院”）委托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對五華洞開展全面勘察，發現了列柱風化、危岩體等問題。

“這些病害已嚴重威脅到文物本體安全和游客安全，考慮到窟檐完工后，不再具備施工條件，必須進行系統性治理。”閆宏彬回憶，2012年，五華洞系列保護工程啟動，先后實施了洞窟危岩體加固、彩塑壁畫修復、保護性窟檐修建等工程，2015年工程竣工，系統性解決了五華洞文物病害。

讓石窟寺煥發恆久光彩，有賴於系統性保護水平持續提升，既要從文物本身及其所處的微環境入手，也要從更廣闊的空間著眼。

莫高窟地處大漠戈壁，過去沙塵堆積讓李雲鶴苦不堪言。“年輕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沙。”他說，天天清、天天有，就像《西游記》裡的米山和面山，總也清不完。

從被動清沙轉向主動治沙。數十年來，莫高窟的保護工作者從修建土坯防沙牆，到草方格固沙、生物治沙、尼龍網擋沙……逐漸為莫高窟構建起以“固”為主、“阻、輸、導”結合的綜合防沙治沙科學體系。窟區積沙量從20世紀80年代的約3000立方米，降至如今的不足100立方米。

我國石窟寺分布廣泛，對石窟寺的保護，大都是一個文物點配設一個保護機構，管理相對獨立。以甘肅為例，大小石窟寺有205處，管理水平參差不齊。敦煌研究院歷經幾代人努力，探索出了一整套科學保護、規范管理、創新利用的模式，相比之下，其他一些石窟寺的保護機構卻面臨專業人才匱乏、研究滯后等困境。

如何從各管一攤到系統性保護？2017年，甘肅探索整合石窟寺保護管理機構，將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北石窟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等3家石窟寺保護管理機構，整建制劃入敦煌研究院。

“依托敦煌研究院，我們所的研究項目數量翻了一番。”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副所長岳永強說，2000年至2017年，研究所一共才10個研究項目﹔2017年並入至今，已有20個研究項目。

針對下轄管理的麥積山石窟等6處石窟寺，敦煌研究院累計完成本體保護修繕、崖體加固治理、環境整治提升等130余項工程，讓這些石窟寺的保護狀況得到根本改善。

莫高窟翩躚起舞的“飛天”，雲岡石窟笑意盈盈的“伎樂天”，龍門石窟“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的造像，麥積山石窟聞名於世的“東方微笑”泥塑……美輪美奐的四大石窟，吸引眾多游人前來一睹真容。以雲岡石窟為例，2024年國慶假期，近32萬人進入景區，每天進出車輛1.6萬余輛。

石窟景區集文化遺產地和景區於一身，如何平衡好文物保護與旅游發展的關系？

雲岡研究院院長杭侃坦言，過去，雲岡石窟在管理上存在“九龍治水”、權責交織等問題，誰都在管，誰都管不到位。現在搭建起雲岡研究院智慧大數據綜合管理平台，將監測管理、預測預警、應急指揮等信息聚合在一個平台，統籌調度更靈活。

目前，雲岡石窟景區日最大承載量為4.6萬余人，瞬時最大承載量為1.4萬余人。“有了智慧大數據綜合管理平台，我們通過數據分析，可以及時調整票務策略，合理調控游客流量，科學安排游覽路線。”杭侃說。

統籌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做好頂層設計尤為重要。

2022年，由雲岡研究院組織編制的《雲岡歷史文化長廊旅游規劃》通過驗收。在近期規劃中，將以雲岡石窟為重點，打造約120平方公裡的旅游帶，沿途串聯起30余處文保單位。

“這將為雲岡石窟提供更大的緩沖空間，讓文物‘休息好’，讓游客體驗好。”杭侃表示。

著信史、述古今

守傳統文化之正，創時代表達之新

張銘有項宏願，把麥積山石窟從崖壁“搬”到紙面上。

歷經10余朝刀刻斧鑿的麥積山石窟，一鑿一刻背后，無不蘊藏歷史記憶。然而，一直以來，麥積山石窟有粗略簡介——窟龕221個、造像1萬余身、壁畫近1000平方米——卻無詳細檔案。2019年，張銘和團隊決定為麥積山石窟“著史立說”，編寫石窟考古報告。

麥積山石窟考古報告計劃編寫28卷。作為考古報告的繪圖員，金鵬負責描繪佛像和窟龕的考古線圖，他說：“這一畫，就准備畫一輩子。”

編寫考古報告，需要對麥積山及周邊地區開展區域系統考古調查。2023年12月，張銘帶著團隊成員在山林峭壁間跑了3天，才完成航測任務。當時，雪后初霽，氣溫低至零下10攝氏度。

編寫考古報告，相當於為麥積山石窟進行一次“基因編碼”，不容絲毫大意。“拍攝了6000多張照片，隻選出20多張。”張銘說，考古報告選取照片，需准確反映文物遺存的真實狀態，對於拍攝角度、光線等均有要求，挑選極為嚴格。

為減少進入石窟和接觸造像的次數，團隊應用數字化技術，給洞窟建立三維模型、拍攝高精度照片后，對著照片研究﹔為精准判斷造像制作年代，提取塑像中的蘆葦、麥草等植物，進行碳十四測年……目前，麥積山石窟第一卷考古報告初稿已出爐，完整系統地記錄了第74窟至第78窟的文物遺存信息和科技考古的最新成果。

四大石窟是中華文明的瑰寶。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如何把它們呵護好、弘揚好、發展好？

在雲岡研究院數字化保護中心展示大廳，將模型信息輸入3D打印機，一座“迷你版”洞窟隨即出現。“我們還能做更大的！”寧波說，2017年，等比例3D打印的第3窟西后室，落地山東青島雲岡石窟展覽館。復制出的石窟整體長17.9米、寬13.6米，其中主佛高10米，實現了超大體量高浮雕石窟等比例復制。相關展覽2天吸引超過10萬人參觀。次年夏天，從青島到雲岡石窟參觀的游客量，同比增長超一倍。

目前，雲岡石窟已完成第3窟、第12窟、第18窟等比例3D打印。無論北京、上海，還是紐約、東京，石窟展覽所到之處，場場爆滿。技術加持下，雲岡石窟“走”上“雲端”，“走”向世界。

敦煌研究院也在不斷探索，推動莫高窟“走出去”。

前幾天，敦煌研究院創立的“莫高學堂”在深圳南頭古城落成，意在構筑一個由改革開放窗口通往敦煌歷史古跡的時空隧道﹔2024年11月，一場“走出來的敦煌壁畫”服裝秀在上海中華藝術宮外舉行，18名敦煌使者身著敦煌研究院歷時多年專業復原的服飾，為觀眾獻上一場跨越千年的視覺盛宴﹔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當天，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官方賬號“同步”對外披露了一批與運動有關的壁畫資料……

“守傳統文化之正，創時代表達之新。”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表示，敦煌是古老的，也是青春的，將通過創新形式、豐富載體，喚起更多人對敦煌的向往之心，讓古老石窟煥發時代光彩。

（本報記者銀燕參與採寫）

《人民日報》（2025年01月03日 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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