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典籍中，字裡行間流露著“家國”二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陸游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詩句，都體現出濃厚的家國情懷。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飽嘗艱辛而不屈不撓、歷久彌新，根植於民族文化血脈深處的家國情懷居功至偉。梳理“家”“國”二字的文字發展脈絡，探析家國情懷的精神境界與歷史文化內涵及其當代升華，對於正確理解家國同構的內涵，形成家國一體的觀念，涵養深厚的家國情懷具有重要意義。

一、“家”“國”的文字學溯源

《說文·宀部》：“家，居也。”其甲骨文由“宀”（表示與室家有關）及“豕”（豬）構成，此種構成有其原因：現在雲貴一帶苗族人所住房屋名叫“呌”，上面住人，下面圈養牛羊豬等，可作為“家”字的象形﹔豬也是上古時期家庭最先擁有的私有財產﹔此外，豬生殖繁衍，人皆希望家族興旺，因此也取蕃殖之意。甲骨文之“家”除具有“人之所居也”之義外，亦有“家族”之義﹔“家”又與“宗”通，為祭祀之所。金文的“家”就已經出現了表示王家、朝廷的意思，如大克鼎銘文：“諫（敕）辪（乂）王家，叀（惠）於萬民。”整治王家事務，惠於萬民。此外，大夫治理的區域，即大夫的採地食邑稱為“家”。《康熙字典·寅集上·宀部》：“大夫之邑曰家。”《孟子·梁惠王上》：“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說文·囗部》：“國，邦也。從囗，從或。”“囗”表示疆域。《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囗從戈，以守一。一，地也。”“或”是“國”的初文。“國”之甲骨文為會意字，從囗，從戈，囗像城池的形狀，戈代表武器，會意為通過武力守衛領土，以此表示“國”的含義。“國”之金文有不同寫法，保卣及毛公鼎中的“國”是在“囗”的周圍增加了橫線或豎線，表意更加明顯，因為古代邦國是一座城池及其周圍的地區，這也體現的是“國”的本義。后來“或”借用為“或者”的“或”及“疑惑”的“或”，於是在其外面又增加了“囗”，成為錄卣中的形式。后來發展成為小篆的寫法。“國”的俗字寫作“囯”，最早見於北齊宋敬業的造像，從囗，從王，會意“囗中有王”的意思。可見，“國”的本義為疆域、地域。后有“地區”的含義，又引申為邦國、諸侯國之義，此外，“國”也有封地之義。“國”同樣泛指國家，如《群書治要·說苑》記載：“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矣。”

從“家”“國”二字的文字發展脈絡可以看出，二者不僅皆為歷史悠久的漢字，它們之間也有很深的相關性。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雲：“天子諸侯曰國，大夫曰家。”諸侯治理的區域稱為“國”（類似現在的省），卿大夫治理的區域稱為“家”（類似現在的縣）。從《周易》《左傳》《論語》中關於家、國的論述可以看出，“家”“國”是具有相同性質的社會群體形式，只是范圍和等級不同，這也是家國同構的佐証。在這樣的政治架構和社會組織中，人們自然具有對內對家的孝，以及對外對國的忠的雙重責任。隨著歷史的發展以及大一統國家的出現，“國”的范圍逐漸增大，形成了現代所謂的“國家”的含義﹔而“家”逐漸失去了其在商周時期所具有的政治職能，范圍也逐漸縮小，形成了現代所謂的“家庭”的含義。但是，“國”與“家”的歷史淵源從未割裂，家的社會職能及“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國兩相依”的家國關系，以及在相同基礎上發展出的對人們的倫理道德要求也並未改變。

二、家國情懷的文化內涵

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傳統文化中，個人與社會、家庭與國家，都是密不可分的整體。作為家國情懷的思想基礎，家國一體觀的原點就在“孝”這個字。《說文·老部》：“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孝”由“老”字的一半與“子”字組成，這說明上一代與下一代是一體的關系，而上一代還有上一代，過去無始﹔下一代還有下一代，未來無終。這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終都是一體的關系。因此，孝體現的是一體的宇宙觀。人隻有認識這種一體的宇宙觀，才能建立自他不二、家國一體、天下一家的觀念，才能使人與人之間、甚至人與自然萬物之間，平等對待、和睦相處，社會也因此才能達至太平之境。這便是以孝治國，乃至平治天下的理論基礎。家國情懷的文化內涵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通過移孝作忠，把在家盡孝的情感轉化為為國盡忠，這是一種個人對國家的自下而上的道德情感﹔另一方面，通過愛民如子使為政者治國如家，這是一種國家對個人自上而下的道德責任。

（一）愛國如家——移孝作忠

在家盡孝、為國盡忠是家國情懷的核心內涵，其中在家盡孝是基礎。孝養父母，首先要照顧父母的飲食起居，衣食住行，即所謂“養父母之身”。一般人認為贍養父母就是盡了孝道，但事實上這還遠遠不夠，還要“養父母之心”。《論語·為政》中記載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這就強調了為人子者必須尊敬父母，否則就與犬馬無二無別。《禮記·祭義》中也講，“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所以孔子教導弟子說“色難”，對父母保持和顏悅色是最難的。曾子繼承了孔子的尊親思想，在《禮記·祭義》中提出：“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孟子也在《孟子·萬章上》中有類似的觀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可見，相對於贍養父母而言，尊敬父母是孝行更高層次的要求。

“養父母之心”要求子女除了尊敬父母之外，還要做到如《論語·為政》所記載的“父母唯其疾之憂”，即父母僅僅為自己的疾病擔憂，而完全不必擔憂自己的任何其他事情。如果子女常常讓父母擔憂，就是對不起父母，盡孝就不圓滿。例如，夫妻之間不和諧、兄弟之間不和睦、與朋友間無信義，這些都會令父母擔憂，都是不孝。可見，通過以孝道為基礎的修身，就可以處理好一個人在家庭及個人交往中的各種倫理關系，做到修身為本“嚴私德”。不僅如此，為官者如果濫用職權、徇私枉法，就會令父母擔憂其因違法亂紀而鋃鐺入獄。為官者不讓父母為他擔憂，就會忠於職守、公正執法、小心謹慎、清正廉明，做到“守公德”。因此，一個孝子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這就是《弟子規》中所講的“德有傷，貽親羞”。

贍養父母還要做到“養父母之志”，這就是《孝經》中所講的：“立身行道，揚名於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馬一浮在《孝經大義》中對此解釋說：“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后世，謂之揚名﹔使其親為君子，謂之顯親。”可見，要做到“養父母之志”，就必須尊崇道義，立身行道，用自己的德能服務社會、貢獻國家，甚至做到言為世則，行為世法，傳頌於后世，使父母享有君子的稱譽。《禮記·祭義》中講：“居處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陣）無勇，非孝也。”這正是通過“養父母之心”和“養父母之志”，實現了移孝作忠，使忠和孝統一起來。

贍養父母還包括“養父母之慧”，也就是子女要幫助父母提升智慧。當父母犯有過失時，也要做到《弟子規》中的“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如果父母的所言所行有違道義，兒女也要委婉勸諫，不能陷入父母於不義，正如《論語·裡仁》中講：“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無怨。”兒女在侍奉父母時，如果父母有做錯的地方，兒女要輕微委婉地勸諫，如果父母還是不能聽從，兒女的態度還要更加恭敬而不違逆父母，勞苦而沒有怨言。

《禮記·祭統》雲：“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孝經·廣揚名》中也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是通過在家庭中對父母行孝，培養起了對國家忠誠的品質。小孝是孝養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養天下的父母，天下的父母就是人民，所以忠孝一如，家國一體。凡能孝敬父母者，必能忠於君﹔不忘祖宗者，必能愛其國﹔凡能順父母之志，不辱父母之聲名者，必能服從綱紀，不辱君命﹔凡能受父母之厭惡斥責而心不怨者，必不會叛君叛國﹔凡能在父母之過微起之時即知勸諫者，必能諫君之失，格君之非。

中國古代有舉孝廉的選拔制度。因為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言行舉動都會小心謹慎，念念不忘父母的教誨，自然不會做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等辱沒父母名聲之事。《晉書》中記載了孝子吳隱之成為廉潔官員的典故。《浦江縣志》也記載，浦江縣鄭宅鎮有一個“鄭義門”，從宋朝開始，經歷元朝、明朝，一直到清朝，總共有出仕為官的173位官吏。他們大到禮部尚書，小到普通稅令，竟無一名貪官污吏。相反，人人勤政廉潔，忠君愛民。究其原因，就是自幼接受了以孝悌為基礎和核心內容的《鄭氏軌范》的家教。

歷史發展証明，嚴私德與守公德的關系密不可分。如果一個為官從政者能夠在私德方面嚴於律己，做到孝悌修身嚴私德，不僅養父母之身，更能進一步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養父母之慧，就必然能夠移孝作忠，在守公德方面作出相應表率。真正具有孝廉品質的人定會是國家的忠臣，這就是古人常講的“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忠孝傳家久，文化興國長。家國情懷要求把愛家和愛國統一起來，把實現個人夢、家庭夢融入國家夢、民族夢之中。

（二）治國如家——愛民如子

正因為孝具有一體的特點，使得以孝為萌發點的家國情懷具有雙向性，不單指個體對國家而言，個人視“國”為“家”，因而能夠在家盡孝、為國盡忠﹔更有國家對人民而言，國家視“國人”為“家人”。因此，不僅人民視國事為自己的家事，在危難時刻義不容辭、挺身而出，保衛國家﹔同時，國家視百姓的家事為國事，愛民如子，始終秉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沒有國家繁榮發展，就沒有家庭幸福美滿。同樣，沒有千千萬萬家庭幸福美滿，就沒有國家繁榮發展。”這種雙向性使人民與政府之間建立了信任。

治國如家，要求為政者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百姓，把對家人的愛擴展到愛人民，做到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所以，中國古人治國尤其強調要講仁愛，施仁政。“仁”最核心的含義就是“愛人”。“仁者，愛人”最深厚的根源就是源自家庭血緣的親情之愛。可以說，正是在血緣親情之愛的基礎上孕育出對他人，乃至對天地萬物的仁愛之心，“愛人”是一個人孝悌之心的擴展，即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所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於一個國家的天子來說，《康熙字典·寅集上·宀部》：“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孟子·告子下》記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的治國之道，就是將對父母的孝和對兄弟的友悌之心推廣至天下人。仁者愛人，在傳統治國理政之中，要求從政者必須具備三種職能：君、親、師。

《孝經》在論及天子之孝時強調：“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由孝引發出的愛敬之心，推而廣之，及於他人，將道德教化施於百姓。

《群書治要·六韜》記載，周文王曾向姜太公請教如何治國。姜太公回答說：“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善於治理百姓的領導者，將人民視為自己的親人，對待人民就像父母慈愛兒女，兄長慈愛弟弟。見到他們飢寒勞苦，則感同身受，治理民眾就像對待傷口一樣小心翼翼。《左傳·哀公元年》中也講：“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自古聖賢都是視民如傷、關心萬民疾苦的典范。聖人身處在擁有天下資財的大私之中，卻做無私之事﹔處於擁有最大的好惡之權的地位，卻不以自己的好惡行事。舜說：“南風吹來的和煦之風，可以化解我的百姓之怨恨。”舜不歌詠禽獸，卻歌頌人民。湯王說：“如果我自己有罪，不要連累萬方的百姓，但如果萬方百姓有罪，都由我自己來承當。”商湯不偏愛自身而偏愛萬方之人。周文王說：“如果有仁義之人，又何必一定任用周室的親戚？”聖王對親戚不偏愛，但對萬方百姓都偏愛，這不是他們沒有私心，而是因為他們的私心和別人根本不同。

后代讀書明理的為官者效法古聖先賢“愛民如子”的風范，因而把“地方官”稱為“民之父母”，在治國理政中採取了德主刑輔的方針。正是這種對待百姓的這種仁愛之心，使得古代為政者雖然設立了以禮、樂、刑、政為核心內容的完善治理體系，但是特別重視其中的禮樂教化。《禮記·樂記》中講“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孝經》中強調“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孟子·盡心上》中也強調：“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群書治要·鹽鐵論》中也說：“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

可見，為官從政者愛民如子的情懷要求即使是身為執掌刑罰的司法長官，也必須有仁愛之心。這樣的為官者不僅能夠贏得人心，會得到人民的愛戴和擁護，而且還能夠感化民眾，達到古人所說的“刑期於無刑”，甚至“民不忍欺”的效果。

三、家國情懷的當代升華

建立在一體宇宙觀基礎上的家國情懷，不是狹隘地僅僅熱愛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國，而是一種襟懷天下的氣度與情感。“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不是獨美其美的一枝獨秀，而是美美與共的百花齊放。從過去到現在，中華本土文明在同外來文明的互動過程中，無數次地交流、吸收、轉化，總能變被動為主動，和而不同、廣結善緣。相較於以局部利益為考量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排他的愛國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更加包容、博大。”這就使得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具有了更深刻、更廣泛的內涵。

（一）家國情懷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古人通過祭祖和修家譜等方式培養人的家國情懷。在各種祭祀中，祭祖禮儀的教育意義最為明顯。《論語》中記載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古人在祭祀祖先的過程中，有一項不可或缺的內容，即昭述祖德，並以這種方式來傳承家道、家規、家風、家教、家文化，培養起人的家國情懷。每到春秋等重要的祭祀之時，全家族之人都被召集到祠堂之中，共同聽講祖先的風范，特別是要學習家族中那些對國家、人民有重大貢獻的祖先的德行。例如，東漢時期，楊震在赴任東萊太守的路上不收“四知財”的故事，教育了楊家世世代代的子孫都秉持了其廉潔的作風，使得楊家的后代出現“四世三公”賢才輩出的盛況。可見，在中國古代，反腐倡廉、為國竭忠盡智等教育，在家庭教育中通過祭祀祖先、紹述祖德等形式就已經開始了。

此外，修家譜也同樣起到培養家國情懷的教育作用。家譜記載的是一個家族榮辱、興衰、成敗的歷史。修家譜能夠提起人對祖先功績美德的思慕之心、恭敬之心，培養起一個人對家族的責任感和承傳家族美德、榮譽、文化的使命感。同時，也培養了人對國家、民族的熱愛之情和奉獻之心。更重要的是，通過修家譜溯源歷代祖先，就會發現在一個家族的譜系中匯集了來自各個民族、各個姓氏的人，56個不同民族、不同姓氏是真正的一家人。

不僅如此，古人還建有“百姓宗祠”，“宗祠”所起的文化教育意義相當於今天的“紀念館”，共同紀念各個姓氏中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祖先，有助於培養家國情懷，傳承中華文化。如今，根據中國科學院袁義達、杜若甫先生編著的《中華姓氏大辭典》，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姓氏有23000多個。共同紀念中華民族的萬姓先祖、古聖先賢，可以培養現代中國人不忘根本的家國情懷，延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同時，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時，也促進國際社會形成追求和諧、愛好和平的文化氛圍。

（二）家國情懷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追求“大同世界”理想。《禮記·禮運》之“大同篇”描述道：“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學》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明明德於天下”即平治天下。“平”非以用武力平定天下，而是使天下人皆明明德。行王道、施仁政，德教普遍，天下同化於文明。

中國傳統以孝悌為基礎的價值觀，將對父母的孝和子孫的慈愛橫向擴展，通過愛自己的親人，擴展到愛其他人，進而擴展到愛所有人。《弟子規》：“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愛所有人，就要效仿天地那種一切平等，無不包容，承載萬物的品德。通過“孝”引發出來的對人的愛，可以進而擴展到萬事萬物與天地自然。《孟子·盡心上》記載孟子雲：“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宋朝張載則進一步視人民為其同胞，視萬物為其同輩。他在《西銘》中寫道：“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道家庄子的境界則更進一步，《庄子·齊物論》記載：“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種一體的宇宙觀，說明人不僅與祖先、后代子孫是一體，與他人也是一體﹔與家族、國家乃至自然界、萬事萬物還是一體。正是因為這種“一體”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形成了中華民族追求和諧、愛好和平的民族氣質和向往天下大同的天下情懷。正如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不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共產黨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同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攜手前進，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天下情懷要求每個國家從自身做起，堅持以和為貴，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秉承平等協商、開放創新、同舟共濟、堅守正義的大局觀，開創共贏共享、發展繁榮、健康安全、互尊互鑒的未來。唯有如此，才能建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地球花園。在這個和諧家園中，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之間能夠放寬心胸，彼此包容，求同存異，榮辱與共，平等對待，和睦相處，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努力，實現“天下一家親”的理想，讓世界文明的大花園因百花齊放、姹紫嫣紅而美不勝收！

總之，家國情懷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家”“國”二字的文字發展脈絡映照出了家國同構的歷史淵源，這也成為家國情懷的政治基礎。深入挖掘家國情懷的萌發點——孝，以及“孝”所體現的一體觀，可以發現，家國一體的思想早已深植於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而且這種一體的思想使家國情懷具有雙向性的特征。一方面是個人對國家，愛國如愛家，在家盡孝、為國盡忠﹔另一方面是國家對個人，愛民如子、視民如傷。這兩種層面共同組成了家國情懷的核心內涵。家國情懷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而是一種具有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念的博大胸懷，為解決當代紛繁復雜的民族關系和國際關系貢獻了中國智慧。（原文發表於《甘肅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有刪減）

來源：《甘肅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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