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護人

圖中人物從左至右、從上至下依次為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李雲鶴、趙聲良、李萍、俞天秀、付華林。

版式設計：沈亦伶

敦煌，河西走廊中的綠洲，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孕育出了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

大漠鋪開，千佛洞千年不語﹔三危山下，數十載彈指而逝。這裡曾歷經劫波，幸而，一批“敦煌人”用生命的堅守，成就了這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藝術聖地。

一代人故去，又一代人老去，后來者仍在前赴后繼……絲路漫漫，“敦煌人”沐月當歌、踏沙而行，守護著他們心中最為珍貴的敦煌。

洞窟終迎守護人

1935年，法國巴黎，塞納河畔。

舊書攤上，一部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震驚了常書鴻。這位已在法國聲名鵲起的中國畫家，自此為敦煌魂牽夢繞，開始了跨越大半個地球的旅程。

1943年，常書鴻為籌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終於抵達敦煌。大漠戈壁，不見人煙﹔沙丘接天處，駱駝草稀稀拉拉。

千年榮辱扑在眼前：藏經洞被洗劫一空，壁畫被偷盜，一些洞窟的側壁被隨意打穿。從鳴沙山吹來的流沙，將部分洞窟掩埋。

為洞窟清沙，迫在眉睫。常書鴻帶領同事，起早貪黑筑起千米沙牆。常書鴻親自帶領大伙，喊著號子，一鍬又一鍬將沙清理完。接著，又給數百個洞窟逐一編號、普查。他們發明了叫作“蜈蚣梯”的獨木梯，爬上九層樓高的洞窟，腳下是數十米的山崖，險象環生。

1944年，常書鴻就任研究所所長。然而，時局多艱，經費短缺，研究所深陷債務危機。為了向敦煌縣政府借錢，常書鴻隻身穿荒漠，披星戴月，往返城鄉。

夜涼如水，常書鴻輾轉反側，夜不能寐。他手持蠟燭，走進熟悉的254號洞窟，站在東壁南段的薩埵那太子舍身飼虎圖前。常書鴻想，既有舍身飼虎者，他又何嘗不能舍身，為這寶庫傾盡全力？

幾經波折，常書鴻去了重慶，四處化緣，總算籌到丁點物資，但只是杯水車薪。一位職工發高燒，含淚對常書鴻說：“所長，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千萬別把我扔在沙子裡，請你把我埋在土裡啊！”所幸大病得愈，這位職工堅決辭職，回了南方。

離開的人，在增多。但常書鴻怎麼也想不到，妻子竟會不辭而別。他騎馬去追，可也追不上一顆訣別的心。追出去沒多遠，他眼前發黑，從馬上倒了下來。

家都支離破碎了，“痴人”常書鴻還守在敦煌，呵護著沙海中間小小的綠洲。

新中國成立后，設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被任命為所長，后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4年，常書鴻去世，一生情系敦煌。

曾有人問常書鴻：“如果來生再到人世，你將選擇什麼職業？”常書鴻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來到這個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痴情的傳承

“痴人”代代有，莫高窟盼來了常書鴻，又等來了段文杰。

1944年，山城重慶。段文杰參觀了張大千舉辦的“敦煌壁畫臨摹展”。駐足在那些震撼人心的畫作前，時間似乎都已停滯。“到敦煌去！”這召喚，始終回響在段文杰的耳邊，他的命運就此改變。

1945年，段文杰抵達蘭州。一年后，他等到了折返而來的常書鴻。一輛破舊的卡車載著他們，1200多公裡的顛簸，終於抵達段文杰心心念念的敦煌。

“一頭餓牛闖進了菜園子”，段文杰這麼形容自己和敦煌的相遇。整整耽擱了兩年，他迫不及待地鑽進每一個洞窟，希望洞察壁畫的千年秘密。段文杰開始摒棄嫻熟的西方油畫技巧，研究壁畫的構圖和顏料，苦練線描和暈染，為臨摹保存敦煌壁畫，重鍛自己的本領。

從天府之國，到荒漠戈壁，天上人間。三九隆冬，地氣極寒，段文杰住在一間破廟裡，就連一個生火的爐子也沒有，夜裡屋內屋外都是零下20多攝氏度的冷。早上起來，他發現眉毛胡子全白了——都已結霜。一日三餐，粗糧就著風沙，再喝一壺發苦的宕泉河水，腸胃不適拋腦后，段文杰揣摩著1000多年前畫者的心境：一畫入眼中，萬事離心頭。

千年石窟，再也經不起驚擾。段文杰既臨摹壁畫，也為石窟編號，並立下新規：禁止把紙拓在壁畫上臨摹，禁止觸摸壁畫，禁止使用蠟燭。段文杰臨摹《都督夫人禮佛圖》，因壁畫損毀嚴重，人物形象模糊、服飾難辨。他通讀史書，查閱上百種文獻，摘錄了幾千張卡片，歷時兩年有余，終於臨摹成功。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長，常書鴻任名譽院長。當初同乘一輛舊卡車來到敦煌的二人，如今傳遞著敦煌守護人的火炬。

段文杰90歲以后，往事亦如千年壁畫褪去色彩。他連老朋友也難再認出，卻忘不掉心底的歸處。彌留之際，他還清晰地呼喚著“敦煌，敦煌——”

長河落日，千年一夢。2011年，段文杰去世，葬於三危山下。同眠於此的，還有常書鴻等27人，他們的墓碑和莫高窟遙遙相望。生前身后，永不分開。

觀千劍而識器

冬日暖陽下，榆林窟靜謐肅立。87歲高齡的李雲鶴，在此主持修復工作已經4年多。他23歲進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已經64年。

操千曲而曉聲，觀千劍而識器。他是國內易地搬遷復原整體石窟第一人，也是運用金屬骨架修復保護壁畫第一人。64年來，李雲鶴修復了4000多平方米壁畫、500多身彩塑。他的修復工作也不局限於莫高窟。

1956年，響應國家“到大西北去”的號召，這個山東青州的小伙子動身前往新疆。經停敦煌時，禁不住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一再勸說，留了下來。

李雲鶴到敦煌后的第一項“工作”，是清理洞窟積沙。“轉正”后，常書鴻安排他修復莫高窟的壁畫、彩塑。扶正東倒西歪的塑像，整理脫落的壁畫殘片……從“體力活”干起。

1957年7月，一位外國文保專家來到莫高窟，考察壁畫保護情況並進行病害治理。外國專家隻干不教，李雲鶴就在旁悄悄學習。專家走后，他試著仿造修復用的黏結劑，不斷調試、失敗，再調試，直到成功。

李雲鶴還對修復工具、工藝進行了改良：紗布縱橫紋路多，容易按壓出“印痕”，他改用吸水性良好又壓不出褶紋的紡綢﹔修復穹頂時注入黏結劑，用粗針管不容易把握力道，他換成血壓計氣囊，大大地提高了修復精准度。

莫高窟第161窟，有60多平方米壁畫。1962年整窟起甲，一有空氣流動，就雪片一樣脫落。“你試試看，權且死馬當活馬醫。”常書鴻交代李雲鶴。清灰、打針、壓平，一點一點、一天一天，他一個人用了兩年時間，終於完成修復。

莫高窟第220窟，李雲鶴修復時發現，表層壁畫是宋代繪制，而在裡面還有唐朝時期壁畫。他將表、裡層壁畫分離、拼接在一起，使兩個朝代跨越千年之后，在同一平台上“握手重逢”。

寒來暑往，李雲鶴潛心鑽研繪畫、雕塑、臨摹、修復技藝，終成壁畫修復界“一代宗師”。由他創造的多項修復技術，先后榮獲全國科學大會成果獎和原文化部一等獎，他還入選全國總工會2018年“大國工匠年度人物”。

1998年，65歲的李雲鶴光榮退休，但緊接著又被返聘，直到如今。他還勸兒子、孫子孫女進入敦煌研究院工作，一家幾代守護著莫高窟。

用工作滋養人生

每年過年，李萍都要去莫高窟看看，38年來始終如一。

1981年，李萍來到敦煌。新鮮血液自然被寄予厚望。1988年，李萍被送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習，又赴日本深造。李萍語言底子好，不缺留在日本的機會。她逐步適應了在日本的生活時，院長段文杰的囑托讓她深知重任在肩。

“敦煌需要你們，快回來吧！”思前想后，李萍下定決心：不能辜負研究院的培養。1990年，李萍如期學成歸來。工作中無論是國際學術會議翻譯，還是學術交流、訪問接待，她都能出色完成。

2004年，李萍成為接待部主任，這之后的10年，也是敦煌莫高窟游客增長最迅速的10年。為了實現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永續利用”的目標，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建設被提上日程。

建設、運作、管理、服務……一票“麻煩活”，眼看要落到李萍肩頭。她想過推卻。那天，她見時任院長樊錦詩提著包朝她辦公室走過來，本想佯裝不在，卻還是被“抓個正著”。“我從美國回來，在機場買了個小八音盒，給孩子留下吧，咱們今天先不說干還是不干。”樊錦詩說罷就轉身要離開。李萍說，我還是干吧。眼圈卻紅了。

第二天，李萍就帶著人去看數字展示中心的建筑工地。結果她“大受打擊”：太大了，太亂了，40分鐘帶著人根本轉不完，噪音很大，說話全部靠喊。李萍決定放棄，她鼓足勇氣走到樊錦詩辦公室，腦子回想了無數次的“我干不了”，在面對那張笑吟吟的臉時，卻怎麼也說不出口。

她索性橫下一條心，拼了！經院裡安排，她帶隊去上海學習，逢人隻講一句話：“我是來學習你們世博會建設的經驗的，從怎麼打掃廁所，到怎麼管理運營我都要學習。”

十年積澱，厚積薄發。2014年，數字展示中心正式運營了。李萍帶著100多個數展中心工作人員去新館“開荒保潔”。中心開放的那一天，樊錦詩庄重地叮囑來參加儀式的領導們：大家先不要進館，擦一擦腳上的泥土吧！很多工作人員的眼睛都濕了……

如今每年招新，李萍都要帶著年輕人去院史陳列館，給他們講老一輩敦煌人的故事。“我告訴他們，要讓工作滋養你的人生。這樣的工作，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不會覺得累。”

為了永不磨滅的美

在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夢幻佛宮》超高清實景球幕電影，驚艷了來自各個國家的游客。電影既讓游客領略了石窟風採，也緩解了保護的壓力。

1600多年歷史的莫高窟，至今保有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壁畫。窟內的彩塑和壁畫，絕大多數使用泥土、木頭、麥草等材料制成。游客如織，彩塑和壁畫的保護壓力與日俱增，更面臨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威脅。樊錦詩萌生了一個想法：能否通過數字化手段，讓敦煌石窟得以“永生”。

1998年底，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西北大學開展“敦煌壁畫數字化合作研究”項目。到2005年底，項目完成了22個敦煌石窟典型洞窟的數字化。

也是這一年，俞天秀來到了莫高窟。學習、實習，當講解員，一年后，他回到了保護所。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專門從事文物數字化保護的數字中心。“數字化，就是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敦煌相關的文物，通過高精度攝影錄像，生成數字圖像。”

知易行難。要將壁畫完整地搬到電腦裡，首先要設計周密、完善的數字攝影採集方案﹔然后，使用定制軌道、攝影車等專業設備進行拍攝，圖像色彩、清晰度都受到嚴格控制。最后，將上千幅原始圖像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圖像。

採集工作，極為枯燥。“干這個活，得耐住性子，不能著急，更不能差不多就行。”俞天秀說。進入洞窟，既要保証拍攝精度，還要避免傷害壁畫，輾轉騰挪方寸間，“螺螄殼裡做道場”。

採集不易，拼接更難。數字化講究形狀、顏色、圖案無縫拼接，但有時候就是拼不上。而且，莫高窟牆壁本來就不平，做成平面會變形。怎樣將形變降到最低？俞天秀和同事們也是一邊摸索，一邊創新方式。

一天天重復，和時間拉鋸，俞天秀曾困惑不已：採集拼接到底有啥用？這個疑惑，直到2014年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投運，才得以消解：

影片中，每一尊雕塑、每一幅壁畫，就連人物唇角笑意的深淺，都分毫不差。置身影廳，宛若游於洞窟，流雲飛花旋舞，飛天飄曳、彩帶飛環，讓觀者無不驚嘆於這駭世的美。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莫高窟，這動人心魄的絕世珍寶驚艷了老一輩人，也喚來了現任院長趙聲良。

來敦煌，趙聲良帶著一腔熱血。上世紀80年代，“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頗為流行。這話刺痛了尚在北京師范大學讀大三的趙聲良。“當時血氣方剛，心想，我們中國又不是沒人了！”趙聲良說，他當即下定決心，畢業后前往敦煌。

趙聲良給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寫了封信，表露心聲。令他喜出望外的是，沒過多久段文杰回信了，而且熱情洋溢、熱烈歡迎。

臨近畢業，家裡聽說趙聲良要去敦煌，不斷寫信催他回雲南老家。趙聲良一畢業，人先去了敦煌。數月后，再回老家，家裡人見木已成舟，也隻好認了。

在敦煌，房子是灰瓦土牆，地上是掃不完的塵土。冬天，取暖靠火爐，趙聲良和室友都是南方人，沒經驗，常常半夜熄火，氣溫驟降到零下十多攝氏度。

趙聲良來到敦煌莫高窟后，一直任《敦煌研究》雜志編輯，每次出刊都要去天水印刷廠出差，短則十多天，長則一兩月。那時敦煌沒有火車站，要去120公裡以外的柳園乘車，又買不到臥鋪，隻好站上一晝夜。或許正是這股子辦刊的勁，才成就了今天最權威的敦煌學刊物之一。

1996年，趙聲良赴日進修，終獲日本成城大學美術史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學成回國，多所重點大學重金聘請，最終他還是選擇留在敦煌。趙聲良說，之所以選擇留下，一是對於學習美術史的他，敦煌是一座寶庫﹔更重要的因素是，敦煌研究院發生了很多變化。

“看到樊院長做了很多努力，她真的很了不起。”趙聲良說，為了保護石窟，她有很多非常令人欽佩的做法。當時很多地方搞旅游開發賺錢，樊院長頂住這個“思潮”，積極推動《莫高窟保護條例》的頒布，這為莫高窟設置了相當嚴肅的“保護機制”。

時過境遷，日月輪回，趙聲良從編輯到院長，見証著敦煌研究院的成長。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做到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趙聲良說，但是，敦煌要有大格局，千年莫高，人類敦煌。所以，未來應該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我心歸處是敦煌

“歷史是脆弱的，因為它被寫在了紙上，畫在了牆上﹔歷史又是堅強的，因為總有一批人願意守護歷史的真實，希望它永不磨滅。”

敦煌研究院牆上的一段話如是寫道。

敦煌研究院還有一座名為“青春”的雕像。短發少女拿著草帽，昂首前行，意氣風發。雕像的原型，正是“敦煌的女兒”——樊錦詩。

樊錦詩生於北平，長於上海，是1958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的學生。畢業后，樊錦詩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作別繁華市井，來到大漠深處，無數次，樊錦詩遠望三危山，天地間好像就剩下了她一個人：“此生，我就是一個莫高窟的守護人。”

和大城市比，敦煌的生活條件自不待言。樊錦詩住的小屋子連家具都沒有，牆上掏兩個長方形大洞，就成了衣櫃和書櫃。但與艱苦條件相比，至親分離更讓人痛苦。樊錦詩來敦煌工作后不久，父親去世了。那時候她剛新婚，丈夫彭金章在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

第一個孩子出生前，樊錦詩還在棉花地裡摘棉花。舉目無親的她，在架著煤爐子、冒著煙氣的簡陋病房裡生下了大兒子，沒有一個親人陪伴在旁。“孩子生下來連一件穿的衣服都沒有。后來老彭知道孩子出生在敦煌了，才挑了兩扁擔生活用品，轉車多次來到了敦煌。”那一刻，樊錦詩再也止不住淚水。

唯一得以慰藉的是，“略顯暗淡的壁畫和彩塑上一旦遇了光，便現出了真容。那般流光溢彩，那般綺麗絢爛，令人驚心動魄。”

第二個孩子出生后，樊錦詩到武漢休了一段時間產假，可與家人團聚時，她內心深處卻不時浮現出千裡之外的洞窟，令她擱不下、放不下。樊錦詩漸漸明白，若一個人心靈顛沛流離，則“居無定所”，臨摹壁畫、修復洞窟、科學保護、傳承弘揚，是在保護和守護莫高窟中尋找內心真正的居所。

長期兩地分居，彭金章知道妻子對於莫高窟的痴戀。1986年，他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成全妻子。至此，距離他們結婚已經整整過去了19年！

從九層樓往回走，滿天繁星，月華如水。陣陣風兒掠過白楊樹，沙沙作響。如今的樊錦詩，已從紅顏少女變成了華發老人。“大家都知道樊錦詩，其實樊錦詩沒什麼了不起，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還有老彭的支持。”樊錦詩說，“老彭”在敦煌找到了他自己擅長的研究工作，也越來越喜歡敦煌。

敦煌，像一盞心燈，遲早會照亮每一個新來者。

2018年，“絲路明珠：敦煌石窟在威尼斯”展覽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學開幕，這是敦煌藝術首次登陸威尼斯。80后付華林參與其中，他和團隊的專注與專業，讓老外豎起大拇指：“敦煌的藝術驚艷，你們對藝術的敬畏一樣令人驚艷。”

三危山下，付華林指向遠處，那裡沙海綿延，莫高窟聚沙成塔，成就了無數來者心中最為珍貴的人間。付華林也很自豪，無論在哪裡，說起“我的敦煌”，一句話：氣宇軒昂。

每年清明，敦煌研究院全院都會到宕泉河畔掃墓。這是“敦煌人”的傳統。李仁章、許安、畢可、常書鴻和李承仙、霍熙亮、段文杰和龍時英、史葦湘和歐陽琳、李其瓊、潘玉閃、陳明福……27名員工長眠於三危山下，生前身后永遠守護莫高窟。

許許多多的“敦煌人”，扎根戈壁，和著大地深處的呼吸，阻狂風擋暴雨、遮冰雪蔽沙塵。

《 人民日報 》（ 2020年01月16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