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與中原佛教的源頭

　　敦煌位於甘肅河西走廊西端，南接青海，西連新疆，聯接著東西交往的絲綢之路，自漢代以來就是中西交通的樞紐，它被譽為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明珠。

　　歷史上的敦煌既是中原王朝的邊陲重鎮，又是毗鄰西域各國的國際名城，是中國文明輸出和西方文明輸入的中轉站。季羨林曾說過：“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隻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隻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學者們認為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也與敦煌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佛教主要從西域緩慢滲入，經由橫跨亞歐的絲綢之路在敦煌進入中國，穿過河西走廊進入“關中”和華北平原。因此，敦煌成為佛教東傳的源頭與首要中轉站。

　　敦煌地處絲綢之路“咽喉要道”

　　絲綢之路是一條國際交流通道，她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 ，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絲綢之路曾是聯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等國家的紐帶﹔在絲綢之路的要沖，誕生了至今仍在影響人們思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世界上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明創造和思想流派，如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度的佛教等，多是通過絲綢之路廣泛傳布，進而對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經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織品、鋼鐵、竹器、漆器、陶器及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入西方，而西方的葡萄、苜蓿、胡麻等物產，以及音樂、繪畫、宗教也隨之傳入中國。

　　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咽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總扼兩關（陽關、玉門關），東接中原，西臨新疆，控制著東來西往的商旅。從敦煌西出陽關，沿昆侖山北麓，經鄯善（若羌）、且末、於闐（和田） 至莎車，穿越蔥嶺可以進入大月氏、安息等國﹔從敦煌出玉門關北行，沿著天山南麓，經車師前王庭（吐魯番）、焉耆、龜茲（庫車），到達疏勒（喀什），然后越蔥嶺，進入大宛、康居、大夏等地﹔而從敦煌至伊吾（哈密），再經蒲類（巴裡坤）、鐵勒部，渡今楚河、錫爾河而達西海（地中海）。這三條道路都“發自敦煌”，“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見敦煌在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和樞紐作用。因此，隨著絲綢之路的日益繁榮，地處絲路要沖的敦煌也隨之發展成為中西交通的樞紐與佛教東傳的橋頭堡。

　　一般認為，佛教是從中亞的康居、安息、大月氏三國，沿塔克拉瑪干沙漠，通過西域的媒介，至河西走廊的敦煌，最終到達中原。在漢武帝通西域前，佛教已通過大月氏、罽賓的媒介，傳入蔥嶺以東的西域許多國家。兩漢時期，印度和蔥嶺東西，無不受到佛教的浸染熏陶，后佛教沿絲綢之路繼續向東傳播。而敦煌地接西域，雄踞兩關，首先迎接佛教的東傳。在后來佛教向中國繼續傳播的過程中，敦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也有學者將“絲綢之路”稱為“佛教之路”。

　　敦煌是我國最早接觸佛教的地區之一

　　敦煌地接西域，在佛教傳入我國的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傳說中的攝摩騰，竺法蘭白馬馱經至洛陽，現存的幾部《高僧傳》所記載的著名的中外僧人，無論訪學天竺或傳教東土以及來往於絲綢之路上的各族商人、各國使節無不途經敦煌。許多天竺、月氏僧人越過蔥嶺來到中國傳教，首先要解決語言問題，學習漢文漢語，高昌與敦煌是兩個主要城市，而后者更具有吸引力。據史料記載，從三四世紀起，敦煌是域外僧人進入中原之前，准備語言、熟悉風俗人情的地方。同樣，西行的漢族僧人也要在敦煌准備糧秣、熟悉西域語言。

　　現有的資料証明，大約在東漢晚期，佛教已開始在敦煌廣泛流行。在漢晉簡牘中曾經發現過僧徒們所持的“過所”（古代過關用的憑証）文書，証明敦煌地區當時已有“纖錢佛屠”這樣的廟宇﹔唐人寫的《莫高窟記》，也載有晉司空索靖題壁“仙岩寺”的記載。《高僧傳·竺法護傳》雲：“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當時敦煌佛教“寺廟圖像”之盛，竟可與京邑比“崇”，其繁榮景況不難想見。

　　東漢中晚期以后，大批印度、西域高僧，如安世高、竺朔佛、支婁迦讖等，跋山涉水，傳教內地﹔中土名僧也紛紛往天竺求法取經。西域高僧南下傳法與中原僧人西去取經皆經由敦煌，敦煌成為我國古代佛教傳播的樞紐。

　　魏晉之際，政府禁止漢人出家，僧人以胡人為主，漢人很少。《洛陽伽藍記》記載張騫通西域以后，“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這裡的“塞下”當指絲路東段最西部的咽喉——敦煌。許多與胡商、外國使節結伴而來的西域胡僧在進入中原以前，先在敦煌學習漢語，翻譯佛經，為佛教向中原傳播做准備。

　　隨著佛教的不斷發展，西域向內地傳法以及內地向西域取經的事例不斷涌現。如西域龜茲僧人的內地之行，於道邃、單道開、竺曇猷、法穎等人的南巡，朱士行的西行求法等。從兩漢魏晉之際經由敦煌南下西去傳法取經的史實可知，敦煌是佛教由中亞、西域傳布中原的重要樞紐與中轉站，敦煌為佛教的東傳作出了重要貢獻。

　　敦煌佛教造像匯聚了中外藝術的精華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是絲綢之路的要沖，又是多民族聚集之地，有著深厚的漢文化傳統並深刻地受到外來佛教藝術的影響。自漢代絲綢之路開通以來，中原文化在敦煌生根發芽。同時，由於敦煌地接西域，交通便利，也就較早地接受了發源於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亞、中亞的文化也隨著印度佛教文化的東傳而到達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在敦煌匯聚、碰撞和交融。

　　敦煌石窟始鑿於四分五裂的戰亂時期，最早的塑像受到犍陀羅造像等域外風格的影響。及至北魏統一中國北方，中原造像雕刻藝術與西域佛像藝術風格交融合流，形成新風。

　　佛教初傳入敦煌時，出於對佛的景仰、崇拜，當時信徒還不能完全改變佛的造型，這在敦煌莫高窟早期佛像中有所反映。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佛教造像深受印度犍陀羅藝術影響。其早期石窟佛教造像皆帶有印度人的多種特征，特別是高鼻深目，具有鮮明西域風格的佛教造像在莫高窟比比皆是，其中以印度的犍陀羅藝術影響最為突出。直至隋唐之際，敦煌佛教藝術中仍不乏外來因素的影響。從敦煌佛教造像中濃厚的外來藝術因素中可見，佛教初傳入敦煌時，莫高窟基本復制了印度佛教造像的原貌，並以此向中國社會展示。

　　此后，隨著中原文化的浸淫，敦煌佛教造像中的中原特色亦不斷濃厚。事實上，在佛教傳入敦煌之時，漢晉文化傳統在敦煌地區已有了堅實而深厚的基礎。因此隨著佛教的東傳，敦煌石窟佛教造像中的印度犍陀羅藝術特色與中原傳統雕像手法不斷融匯。外來藝術與中原風格在敦煌實現了融合。如在衣飾披帛的花紋圖案上，傳統的忍冬、花鳥紋與新傳入的波斯獅鳳紋、聯珠狩獵紋、獸禽紋等相互輝映。在繪畫上，中原式染色法與西域式明暗法相互結合，產生了立體感的新暈染法。這些無不反映了敦煌佛教造像對南北、中外、佛教或非佛教種種藝術進行的大膽吸收、融合和革新。

　　敦煌佛教造像體現出中外藝術的融匯，這也同樣反映出敦煌在佛教西來東漸中的地位。

　　敦煌是真正意義上的“佛教都會”

　　有學者研究認為，佛教早在公元1世紀下半葉就傳入敦煌，並一直在民間流行。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個叫樂僔的禪僧雲游到敦煌莫高窟，忽然看見三危山上金光萬道，仿佛有千萬個佛在金光中顯現，樂僔認為是佛的昭示，於是他在莫高窟開鑿了第一個石窟。此后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禪師，在樂僔所開石窟旁又開鑿了一窟。從此之后，敦煌莫高窟的洞窟營建持續了近千年，形成日后規模宏大的石窟群。如今莫高窟保存著十六國、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等各個朝代的洞窟735個（其中主區492個），壁畫4.5萬平方米，彩塑雕像2400余尊，是我國現存石窟藝術寶庫中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個。

　　北魏時期，敦煌石窟與寺塔繼續興建。《魏書·釋老志》言：“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此記載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敦煌石窟寺修建的興盛。魏晉北朝時期是敦煌佛教獲得長足發展的重要時期，自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莫高窟開鑿以后，其后經北魏、西魏和北周的不斷開鑿，現存洞窟39窟。隋朝建立后，在隋文帝與隋煬帝的支持下，佛教得以迅速發展，敦煌因而再次出現了開窟高潮。在隋朝短短的37年間，敦煌洞窟大量開鑿，仍存留至今的就有七八十個，這樣規模的開窟進程，在莫高窟一千年的興建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唐朝建立后，敦煌佛教依托絲路的繁盛，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在武則天時期，由於對佛教的推崇，佛教大盛，當時敦煌佛教達到了空前規模。現存敦煌洞窟中，初唐開窟47個，續修隋代未完成洞窟2個，重修3個﹔所存盛唐洞窟96個，續修初唐未完成洞窟1個，重修隋代洞窟3個。除開窟造像外，隋唐時期敦煌境內寺院佛寺的數量亦不斷增加。唐代是敦煌藝術的全盛時期，洞窟形制以殿堂窟為主，而巨型佛像的出現，則是唐代前期莫高窟洞窟形制的顯著特點。唐代的塑像技術也進一步提高，如328窟的脅侍菩薩，頭部向右略微傾斜，面帶微笑，全身重心落在一隻腳上，腰部微扭，全身呈“S”形，嫵媚動人。唐代的壁畫內容豐富，場面宏偉，色彩瑰麗。如初唐205窟“觀音經變”，畫中的觀音面相豐滿，體態健美，珠寶遍身，通體綾羅，儀態萬千。

　　唐代末年敦煌陷入吐蕃統治。吐蕃贊普墀鬆德贊篤信佛教，在敦煌採取了崇佛的措施，莫高窟繼續開窟，新建洞窟57個，補繪前代洞窟20個，重繪洞窟11個。若以每年的平均數計算，甚至超過了初唐、盛唐。吐蕃統治結束后，歸義軍政權統治敦煌，亦大力發展佛教。當時興建的石窟就有六七十個之多，並派高僧出使中原，與長安的佛教界建立了聯系，這些舉措無疑促進了敦煌佛教的發展。在歸義軍政權的大力提倡下，敦煌境內寺院林立、香火鼎盛。

　　唐五代至北宋初年，敦煌發展成為佛教都會，在社會上影響甚大。敦煌文獻S.2575《天成四年（929年）三月六日應管內外都僧統置方等戒壇榜》記載：“竊聞龍沙境域，憑佛法以為基。”S.4359背（2）《正月廿一日榜文》載：“敦煌一郡，本以佛法擁護。”可知，敦煌是真正意義上的“佛教都會”。

　　佛教進入中國以后，由於流傳時間極長，流傳地域至廣，漸次滲入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而佛教初傳入中國的中轉站——敦煌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佛法通過敦煌東傳中原，而內地僧人亦通過敦煌西去取經，它是佛教進入中國的通道。它絢麗豐富的造像融匯了中外藝術之精粹，中外文明在此匯聚。它既是佛教東傳的中轉站，又是中國佛教的勝地，也是西北邊陲上的佛教都會。敦煌在我國佛教東傳中具有重要意義，是中原佛教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