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一位名叫張騫的使者，穿越河西走廊，歷經千難萬險，完成了“鑿空之旅”。此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霍去病出擊匈奴，進佔河西走廊，“列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置兩關（玉門關、陽關）”，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隘、戰略通道，開通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在這條綿亙萬裡、延續千年的古絲綢之路上，伴著悠悠駝鈴聲，沿著道道車轍印，使節、商隊、旅者川流不息，絲綢、瓷器、香料絡繹於途，打開了各國友好交往的新窗口，書寫了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新篇章。

絲綢之路與涼州文化

西漢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漢武帝為徹底解除北方匈奴造成的危害，決定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遠在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夾擊匈奴。張騫從長安出發，穿越河西走廊，歷經千難萬險，完成了“鑿空之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採納張騫建議，派少年將軍霍去病出兵河西，大敗匈奴渾邪王、休屠王部，盡佔河西走廊，“列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置兩關（玉門關、陽關）”，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隘、戰略通道。

此后，一條東起長安，經河西走廊，然后沿塔裡木盆地南北兩緣的商路，連接起了通往中亞、南亞、西亞和歐洲的中西交通大動脈。此后，中亞、西亞等地的葡萄、核桃、胡蘿卜、胡椒、胡豆等物產和佛教、音樂、繪畫、雕塑等宗教、藝術，隨著這條通道的繁榮和暢通傳入中國，大大豐富了中國及東亞地區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國的絲綢、瓷器、鐵器、金銀器和手工藝品、特別是四大發明中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等商品和技術通過這條通道源源不斷傳入中亞、西亞、歐洲，推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這條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陸上交通道路稱之為“絲綢之路”。

地處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塔裡木盆地結合地帶的河西走廊，境內祁連山豐厚的永久積雪和史前冰川覆蓋，為河西綠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源頭活水，自漢代以來“河西畜牧為天下饒”之譽已廣為流傳，孕育了獨特的走廊文明。河西走廊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優勢和便捷的交通條件，漢唐時期成為東接中華文明發源地黃河中下游地區，西接西域，承東啟西的名副其實的東西交通走廊，是古絲綢之路的交通咽喉，被譽為絲綢之路黃金段。自漢武帝在河西設四郡以來，歷代王朝都在這裡設郡置府。漢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設涼州刺史部，其核心地帶就是今天的河西走廊，涼州之名自此始。三國時置涼州，治姑臧（今武威），十六國時期，涼州成為當時具有全國意義上的三大據點之一。

史學家、文學家、地理學家在論述歷史上的涼州時，大都指整個河西地區和西部邊塞一帶。而這一帶正處於我國古代中原、蒙古、青藏文化圈的交匯地帶，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輻射的區域。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河西走廊猶如一條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運河，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商貿文明在這裡交匯融合，東西方文明在這裡兼容激蕩，各民族文化在這裡薈萃雜糅，匯成了氣象恢宏的涼州文化，輻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深刻影響了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涼州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它不僅僅是地理輪廓范圍內的區域性文化，更是吸納傳導東西方文明重要成果的樞紐型文化，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多民族交流交融的涼州文化

歷史上的河西地區，一直是多民族融合發展的大舞台。秦漢時期，氐羌、烏孫、月氏、匈奴相繼崛起，成為河西最早的開發者和建設者。匈奴人修筑的姑臧城，便是今天涼州城最早的雛形。十六國時期，河西民族融合的趨勢十分明顯，氐、羌、鮮卑、盧水胡等民族紛紛進入河西地區，形成了多民族錯居雜處的格局。五涼政權中的后涼、南涼、北涼分別由少數民族氐族、鮮卑族、匈奴族所建立。前涼在西域設高昌郡，首次將郡縣制完整地推行到新疆地區，這對於加強和鞏固多民族國家統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民族在共同參與北方地區社會生活的過程中相互聯系、相互學習，相互吸納文化精華，使民族間的差異性逐漸減小，對河西地區及西域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隋唐時，突厥、吐谷渾、吐蕃先后在河西地區崛起，唐太宗將宗室女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渾可汗，譜寫了中華民族團結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盛唐時涼州成為多民族聚居的國際大都市，曾有“涼州七裡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的繁華景象。唐后期吐蕃乘機佔領河西，吐蕃文化和藏傳佛教隨之傳入。此后，吐蕃、回鶻、黨項族在河西展開了爭奪，最終由黨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佔據河西。涼州作為西夏輔郡，便利的交通為各民族交流融合創造了條件。黨項族在繼承唐、宋文化成就的同時，融匯吐蕃、回鶻、契丹等民族的文化元素，創制和使用西夏文，推崇儒學，篤信佛教，形成了別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武威發現的西夏碑、西夏文佛經、歷日、契約等珍貴文物，融匯了黨項、藏、漢、回鶻等各個民族的文化特色，民族成分的多元性也成為武威西夏文化的特點之一。元代，西涼王闊端與西藏宗教領袖薩班舉行“涼州會盟”，成為民族融合的典范。武威境內遺存的回鶻文高昌王碑、蒙古文西寧王碑及藏文寫經、梵文寫經等，都是涼州成為多民族文化融合大家庭的見証。在多民族融合中形成的具有鮮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涼州文化，最終匯入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元明清時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河西地區在交通、商貿經濟上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商貿交流無法達到隋唐繁榮景象，涼州文化的影響力也隨之弱化，僅在明清時期出現了文化教育繁盛、文風濃厚的短暫局面。

古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交流交融的大動脈，在這條道路上處處留存著古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交流互鑒的痕跡，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

涼州文化是古絲綢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鑒的結晶，是中華文明歷經千年不斷融會貫通的典范。站在“一帶一路”建設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入挖掘涼州文化所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更好展示其歷史價值、文化價值、時代價值，推動涼州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充分釋放其所承載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文化力量，弘揚涼州文化，講好絲路故事，堅定文化自信，踐行“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

涼州文化見証絲綢之路的繁榮興盛

自漢武帝在河西設郡置縣以來，通過移民實邊、屯墾經營，中原先進文化、生產技術等隨之傳入河西地區，使河西原有文明產生根本性變化，中原文化成為河西的主流文化。武威漢墓出土的《儀禮簡》《王杖簡》《醫藥簡》以及居延、敦煌漢簡中的歷譜、日書、《蒼頡篇》《急就章》等殘篇，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和倫理道德迅速在河西得以普及推廣的事實。此外，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域和中原交往頻繁，河西地區出現了“胡商販客，日款塞下”“使者相望於道”的盛況，東漢河西就有“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的繁榮景象。來自中原和西域豐富的物產源源不斷地通過絲綢之路在河西中轉，涼州已成為絲路貿易的集散中心。兩漢時期對河西地區的經營和絲路貿易的暢通，使河西地區在經濟文化上與內地呈現出一致性的局面，逐漸與內地融為一體。東漢初期，武威太守任延 “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魏明帝初年，“喪亂彌久”的河西“立學明行”，出現“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的局面。河西地區在兩漢時期經濟的發達、絲綢之路的暢通、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條件以及內地人口的移入，加快了涼州文化發展進程，使河西地區成為中原一體同根的文化區域。

十六國時期，中原大亂，經濟嚴重破壞，文化低迷萎縮。五涼統治下的河西地區孤懸西北一隅，受戰亂波及較少，社會秩序相對安定，經濟發展，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一片樂土。“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中原士人“日月相繼”前來避難，中原文化“也隨之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同時，五涼統治者崇文好古，優禮士人，注重文教，使得河西地區文士雲集，學術繁榮。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游牧文化在這裡保存傳承、交流融合，呈現出文化興盛、百花齊放的景象，出現了河西歷史上空前的文化高峰，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獨具一格的五涼文化。當時整個北方文化零落荒蕪，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五涼時期文化昌明繁榮，河西地區成為當時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具有全國意義上的三大據點之一”。

五涼時期，河西地處東學西漸和西學東漸的文化地理位置，避居河西的中原士人和本土學人繼承儒學傳統，辛勤耕耘，不倦於學，著書立說，促進了河西文化學術的發展進步。這一時期河西學者撰有三十余種學術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十三種。曾經風靡中原的《人物志》由劉昞作注保存於河西。記述河西史地的不少著述為后世史家引述採用，天文歷法方面成就由河西傳入內地。在建筑方面，前涼在營建姑臧城時，一改傳統的宮南市北布局，創造了一反舊制的宮北市南的都城新格局。此外，五涼文化在經學、玄學、史學、文學、佛學、天文地理、藝術、建筑等方面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使得河西地區成為同時期整個北方文化最為繁榮發達的地區。這一時期河西地區呈現出文教昌明，學術繁榮的景象，成為涼州文化的高光時刻。

作為外來宗教，佛教文化在這一時期沿著絲綢之路經河西走廊傳入內地。涼州成為中國北方地區佛教的中心和佛教東漸的中轉站，率先成為佛教“中國化”的創新之地。東來西往的佛教僧侶匯聚河西，大力傳播佛法﹔印度、罽賓、龜茲等地高僧，如鳩摩羅什、曇無讖等沿絲路來到河西，譯經傳教，最終使佛教經河西植根中原，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源於印度的石窟藝術隨佛教東傳，經西域傳入河西，北涼沮渠蒙遜在涼州南山興鑿石窟，以天梯山石窟為代表的“涼州模式”諸多石窟，先后在河西地區開鑿傳播，先后影響了雲岡、龍門等中原石窟藝術風格。此外，粟特等中亞、西亞民族人口大量涌入河西，胡文化亦隨之傳入，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也相繼傳入河西。后涼呂光將征西域時所獲的“奇伎異戲”與河西音樂元素加工融合形成一種新樂種——西涼樂，后流傳至中原地區，隋唐時被定為官方正樂。隋唐九部樂中，西涼樂、龜茲樂、天竺樂、康國樂、疏勒樂、安國樂都是經由河西傳入中原而盛行於宮廷。唐代著名的宮廷大型歌舞曲《霓裳羽衣舞》就改編自西涼樂舞。至於西域百戲、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等，也是在河西流行並風靡。

此后，五涼文化經五涼政權與南朝遣使問聘、互贈書籍，僧侶傳教交游，河西文人南下流傳到關中、江南，對中原文化的復興產生了重要影響。北魏滅北涼后，全盤繼承了五涼文化成果。五涼文化在北魏儒學、禮樂、典章制度、文學、樂舞藝術、佛教文化、都城營建等方面產生了深刻影響，對北魏政權的文化進步及后來中原的文化復興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隋統一中國后，五涼文化作為隋唐文化重要源頭之一，匯入了隋唐盛世統一的文化之中。對此，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給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其“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魏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

涼州詞中的盛唐氣象

隋代，宰相裴矩來到河西“引致西蕃”，吸引西域諸國來內地貿易，隋煬帝親巡河西舉行“萬國博覽會”，此后形成了“商旅相望，不絕於道”的局面，有力推動了絲路商業貿易。唐代是河西地區絲路貿易、文化最繁榮的時期，“天下富庶者無如隴右”，河西成為當時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唐王朝對河西附近的吐谷渾、黨項、突厥、吐蕃等民族，實行“甲兵休息，互市交通”政策，出現了“彼此豐足，皆有便宜”的局面﹔同時，在絲路設驛館制、較大客商聚散地設市並委派市令，保障了河西絲路貿易的興旺發達。“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旅往來，無有停絕”，在社會安定和農牧業發展的基礎上，涼州物繁人富，絲綢、瓷器等與西域物產多在涼州交易，突厥、回紇、大食、波斯等胡商客居涼州從事轉手貿易。

絲路貿易的繁榮，將涼州文化的包容性發揮得尤為淋漓盡致。著名詩人岑參在詩中寫道：“彎彎月出挂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裡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元稹的《西涼伎》一詩中，也對涼州的繁華景象進行了描述：“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扑地桑柘稠……”在繁榮開放的大唐盛世，當時的涼州成為絲綢之路上名副其實的貿易中心和中西方文化薈萃之地，經濟文化空前發展，中外交流空前頻繁，孕育出了獨領風騷、千古絕唱的《涼州詞》，成為唐代詩歌中重要題材之一，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翰、王之渙等杰出詩人，寫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等膾炙人口的詩篇。《涼州詞》以其壯闊蒼涼的邊塞景象，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為繁榮興盛的唐詩帶來了一股厚重悲壯之風，成為涼州文化一顆璀璨明珠，彰顯出獨特的文化魅力，閃耀著絢麗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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